余光中的中国结

时间:2021-08-31

  余光中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自称为自己写作的“四度空间”。以下是小编分享的关于余光中的中国结赏读,欢迎大家阅读!

 闽南与江南的童年

  一九七二年,著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作者、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志清教授以“怀国与乡愁”概括余光中的诗歌创作。今天看来,依然十分正确,余光中其怀其愁,当上溯闽南、江南,上溯嘉陵江边的小镇悦来场。童年和少年的记忆,不但培养了余光中的深远且激扬的民族节操,也滋养了他淳朴而深厚的乡土情怀。艾略特认为,一个人以往的经验形成他生命的一部分,这种经验往往和他日前正在接受的经验混合叠现。在余光中的生命长河中,闽南与江南,巴山蜀水川人总是挥之不去 ――抽刀断水水更流,他时时咀嚼着它,反复地体验着它,它们伴随他的生命成长,也将伴随着他的诗文流传。

  明乎此,我们就能更加清晰地透视余光中――他是时代之子,刚烈且多情:刚烈,出于多难与抗争;多情,因为感恩和包容。他是行吟的诗人,长江上下,海峡西东,长城内外……新大陆他踹过三十多个州,五大洲他走过四十几个国;他也是乡土的歌手,出自闽南江南,长在悦来场,是闽南土著金陵子弟川娃儿,后来又成了台北街坊、香港山人、高雄西子湾永久居民。他是一个扎根乡土大地有血有肉的中国人。

  巴乌什托夫斯基在《金蔷薇》里有这么一段话:“写作,作为一种精神状态,可能产生在少年时,也可能在童年时,在写作者还没有写满几本稿纸之前就已存在了……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产生诗意的记忆,是童年生活给予我们最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有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一个真正的诗人。”

  让我们来看一看童年生活对于余光中有哪些诗意的馈赠。

  余光中的父亲余超英,是福建永春人。永春,历来隶属于泉州府,虽然地处闽南山区,却因为临近大海,历代都有许多人过海漂洋去讨生活。余超英也曾一度旅居马来西亚,还在马六甲办过几个华文学校。回国后先是担任家乡永春县教育局长,后来调任国民政府海外部,长期从事侨务工作,这或许便是借助他熟悉海外关系的长才。余老先生好客豪爽,退休后还担任台北永春同乡会的理事长;他立身处世,就像闽南一带常见的花岗岩般谨严方正。

  在幼年余光中的记忆中,父亲总是公务在身,很少在家;余光中总是依偎在母亲的怀中,静静地等待迟归的父亲,直至暮色苍茫。父亲是严厉的,他教余光中古文,大多选择一些有关历史兴衰和励志立身的文章,也以《古文笔法百篇》为例,为余光中讲解作文之道。和许多旧时的家长一样,他不苟言笑,从来不同余光中一起做一些儿童喜欢的游戏,但他也不反对儿子读小说曲词,所谓的闲书。余光中记得这样的场景:“长夏的午后,吃罢绿豆汤,父亲便躺在竹睡椅上,一卷接一卷地细览他的《纲鉴易知录》,一面叹息盛衰之理,我则畅读旧小说。”

  余光中的母亲孙秀君,江苏武进入,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省立中学的教师,哥哥做过教育局长。她在家乡的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永春去教书,在那里她做了教育局长余超英的妻子。不久,便离开永春和北上任职的丈夫一起到南京来了。

  余光中本来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但在余光中孩童时就死了。因此,儿童时代的余光中总是和母亲相伴。母亲时常带余光中回常州老家。外婆家在武进县(现为武进市)漕桥镇,那是一个大家族,建有六十四间房,大多是四进,有天井,有楼屋;最让童年余光中欢喜的是有三四十个表兄妹。那些表姐妹都喜欢这位能画马画门神的小表弟,众星捧月般地围着他嬉戏。 “记得小时候,在江南,秋天拾枫叶,春天养蚕”――余光中在追忆江南的诗中这样写道,可见,余光中的童年并不孤单寂寞。

  家庭环境是儿童个性的第一个“塑造工场”,儿童个性差异的根源每每可以找到它的家庭源头。心理学家的研究证明,父母的职业、个性特征及生活风格,都是儿童心向往之和悄悄模仿的对象,这种“原始影响”,是一般人难于摆脱的。

  余光中后来常说自己是闽南人,也是江南人,其中就有这种“原始影响”的情结。在余光中六岁时,父母曾带他回到父亲的老家――永春桃城镇洋上村,一个群山环抱的葱茏世界。永春,在余光中的童年印象中,是黑白肃穆的,没有江南的色彩缤纷;永春只有一些阳刚严肃的男性宗亲长辈,江南才有俊逸轻盈的姑姨姐妹。由此可见,自幼年起,余光中就受到阳刚和阴柔(或者说是男性和女性,理智型和情感型)两种截然不同气质的熏陶和冲击。

  当然,更确切地说,在他九岁以前的记忆背景上,女性的江南,多雨多湖多寺庙多燕子和风筝的苏南吴地是抹不去的色彩。

  吴地一般指中国春秋时代吴国的属地,以紧挨着太湖的苏、锡、常地区为中心地带,在这一地区有着悠久的地域文化――吴文化。文化学者认为,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吴”的形象如“鱼”,“吴”字是从以水为生的“鱼”字演化而来的:吴地素有“水乡泽国”之称,水网交错纵横,湖荡星罗棋布;吴人“以船为车,以桥为马”,其民居特色为“小桥流水人家”,所以,吴文化可以用水文化来解释。

  中国的古人认为,智者乐水;水的流动会使人思维活跃感觉敏锐。中国的古人又认为,水虽然柔弱,却能克刚胜强。中国的古人还认为,有大爱的人就像水一样(上善若水)。

  余光中的江南背景吴地色调,除了来自他的童年生活,更多地濡染于母亲、舅舅,还有表妹后来成了夫人的范我存。特别是他的母亲,外表上是一个柔弱的女子,但内心坚强执著。一个年青女子,多次独自带着幼小的余光中逃难,踏遍万水千山,危难时,总是奋不顾身;在全家团圆的日子,她依然操劳,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家人,年仅五十三岁便与世长辞。她的一生如同涓涓清泉,滋润万物而不争强,心性沉静,处事得体,动静合时。似乎让人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却是亲友的依靠,须臾不可脱离。

  余光中一辈子都记得桐油灯下,母亲纳鞋底的身影;记得母亲伫立山头,目送去学校寄读的他渐渐远去;大难临头时,母亲的无私无畏的身影,更是铭刻在心!他的26个英文字母是母亲口授;他的国语音色以母亲为本;为回报母爱,他以母亲为主题写了十多首诗歌;并把其中的一首刻在母亲的墓碑上。他认为,只有诗歌,才是母亲永生的居所,“保持一种美好形象/防腐,防火,防盗,而且透明。”

  除了文静内敛坚韧不拔临难不惧承传自母亲的性格,余光中在语言方面也从母亲那里受益不少,这就是吴语。

  吴语在中国南方的六大方言中最为古老。它是一种在语音、词汇和修辞上都极具特色的方言,千年以来,产生了许多优秀的诗歌和小说,从《子夜吴歌》一直到《海上花列传》,绵绵不绝……

  吴语具有婉转柔媚、珠圆玉润的语音特色。林语堂先生曾把它和北京话相比,认为前者宏亮,后者甜蜜轻柔。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更以常州话为例说明吴语的特点,说它的韵律微妙,诗人可以用来象征言外之意。他说,“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用常州话念,“头两句收迫促的入声,后两句收平声,这种变化暗示着从冰天雪地到春暖花开的两个世界。”吴语语音特点也带来一些语法上的特色,如为了充分表现绵软悠扬的语音,吴语中的许多形容词后面加上重叠成分,像:绿沉沉、亮化化、凉咻咻、空落落、急吼吼、狠霸霸、胖笃笃……

  余光中不仅能说英语、西班牙语,更能细微体察和把握吴语、蜀语、粤语、闽南语等多种汉语方言,鲜活汉语方言的语音语调以及词汇修辞,是这位语言大师的源头活水,这其中,吴语应该是最根本的一种,因为它不仅仅是一种方言,它更是母亲的音容笑貌,童年的温馨记忆,是生命的血脉和根基。

  在江南三月、吴侬软语,和母亲水一样的柔情浸润包围之中,儿童余光中抽枝展叶。可是,水的温柔还没来得及培植出一株幽雅纷披的江南兰草,火的猛烈已渐渐逼近大江南北。

  1937年12月13日,日军由中山门、中华门杀人南京城,开始了震惊中外令人发指的南京大屠杀。

  余家此时已离开了南京。余超英是随着中央政府迁往武汉,余光中则和母亲回到了常州老家。

  躲过了屠城大劫,却不能免于逃难之灾。不久,日寇的铁蹄践踏在太湖四周,余光中的静谧童年提前终结。九岁的余光中忽然长大,他晓得什么是异族入主,什么是亡国的苦痛。茱萸的孩子,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漂泊生涯。

  第一次漂泊自1937年底至1938年初夏,其中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惊恐万状的逃难,第二次是乡关万里的寻亲。

  逃难的日子有好几个月。母亲带着余光中随着族人,从常州逃往苏皖边境,想要躲避日军,不想就在苏皖边界的高淳县碰上了大批的日军。就近躲人佛寺,又不想日军也在他们躲避的佛寺中驻扎。母子只能相拥在佛寺的香案下,度过惊惧无眠的一夜和一个上午,直到日本骑兵队离开古刹。余光中清晰地保留了那个晚上的恐怖印象――“火光中,凹凸分明,阴影森森,庄严中透出狞怒的佛像。火光抖动,每次都牵动眉间和鼻沟的黑影,于是他的下颚向母亲臂间陷得更深。”

  以后,离开佛寺,在太湖附近躲躲藏藏好几个月;最后,搭上运麦的船只,抵达苏州,再从苏州转到上海法租界,寄居在一位长辈的家中。

  关于这次逃难,余光中曾经这样描述:“两次世界大战的孩子,抗战的孩子,在太阳旗的阴影下咳嗽的孩子,咳嗽,而且营养不良。南京大屠城的日子,樱花武士的尖刀,把诗的江南词的江南砍成血腥的屠场……”

  九死一生地逃到上海,在法租界一个长者家里住了几个月,又接到余超英的来信,说已随国民政府迁往重庆,要他们母子俩到重庆去会合。于是,母子按照余超英指明的路径,先自上海乘船经香港到安南(现今的越南)的海防港。

  从上海到香港,正是1938年的农历新年,母子举目无亲,在寒风中挨了一天又上船。

  安南当时是法国的殖民地。从海防登岸入境时,海关的法国官员对中国人十分无礼,逐一搜查,钢笔一一拔去,热水瓶也全都没收,并不说明理由。余光中记得,一个中年的男子,在淫威之下,又气又怕,几乎哭了出来。这样一个屈辱的记忆,和无数殖民者对中国人的侮辱,自童年起就耳濡目染,在余光中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不平和愤慨的种子,使童年余光中朦胧地意识到国家民族的强盛与个人命运紧密相连。

  从海防搭火车经河内过老街沿滇越铁路进入昆明,然后坐长途汽车经过贵阳,越过乌江,翻过娄山关,最后是海棠溪,渡江来到重庆。一路辗转,多番周折,离散了近两年的亲人终得团圆。

  在余光中的童年,虽然有江南温柔的抚摸,有火车铿锵的快感,有逍遥游的幻想――这一切,都是童年生活给予余光中的诗意的馈赠;可是,火与血更是挥之不去的梦魇,它是一种更深刻的馈赠,也不能不发为歌吟。

  诗人成长的年代,是一个家国多难的时代。因此,他反复自称是“茱萸的孩子”。因此,他认为,他们那一代的孩子,在一种隐喻的意义上,都是生在重九这一天,那逃难的日子。登高不为望远,为避难,为了逃一个大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