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小家伙。”我摇摇头。我一向喜欢松鼠。以前在爱奥华念书的时候，我常爱从红砖的古楼上，俯瞰这些长尾多毛的小动物，在修得平整的草地上嬉戏。我尤其爱看它们躬身而立，捧食松果的样子。劳悌芬捡起松鼠。它的右腿渗出血来，修长的尾巴垂着死亡。劳悌芬拉起一把草，把血斑拭去说：

　　“它掉下来，带着伤，想逃到树洞里去躲起来。这小东西好聪明。带去给我父亲剥皮也好。”

　　他把死松鼠放进夹克的大口袋里，重新端起了枪。

　　“我们去那边的树林子里再找找看。”他指着半英里外的一片赤金和鲜黄。想起还没有庆贺猎人，我说：

　　“好准的枪法，刚才根本没有看见你瞄准，怎么它就掉下来了。”

　　“我爱玩枪。在学校里，我还是预备军官训练队的上校呢。每年冬季，我都带侯伯去北部的半岛打鹿。这一向眼睛差了。隐形眼镜还没有戴惯。”

　　这才注意到劳悌芬的眸子是灰蒙蒙的，中间透出淡绿色的光泽。我们越过12号公路。岑寂的秋色里，去芝加哥的车辆迅疾地扫过，曳着轮胎磨地的咝咝，和掠过你身边时的风声。一辆农场的拖拉机，滚着齿槽深凹的大轮子，施施然辗过，车尾扬着一面小红旗。劳悌芬对车上的老叟挥挥手。

　　“是汤普森家的丈人。”他说。

　　“车上插面红旗子干嘛?”

　　“哦，是州公路局规定的。农场上的拖拉机之类，在公路上穿来穿去，开得太慢，怕普

　　通车辆从后面撞上去，挂一面红旗，老远就看见了。”

　　说着，我们一脚高一脚低走进了好大一片刚收割过的田地。阡陌间歪歪斜斜地还留着一行行的残梗，零零星星的豆粒，落在干燥的土块里。劳悌芬随手折起一片豆荚，把荚剥开，淡黄的豆粒滚入了他的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