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散文的知性与感性 》(3)

时间:2021-08-31

  俗语说得好,“惟大英雄能本色,”所谓艺术的生活就是本色的生活。世间有两种人的生活最不艺术,一种是俗,一种是伪君子。“俗人”根本就缺乏本色,“伪君予”则竭力遮盖本色。

  朱光潜的文章,早在六十年前竟就写得如此清畅自然,颇为可贵。日后我自己写起知性散文来,不仅注意要言之有物,更知道要讲究节奏与布局。正是始于孟实先生的启蒙。 .

  至于感性的散文,当然应该求之于当行本色的散文家。许多人很自然就想到了徐志摩,想到他的诗情画意。徐志摩原是诗人,下笔自然富于诗情画意,以散文艺术观之,其胜正在抒情、写景,《我所知道的康桥》可以印证。此文颇长,共分四段。就首段的缘起,次段的说理看来,叙事平平,议论也欠警策,均非所长;一直要等到后两大段描写康桥景色,并引发所思所感,才能读到十足的美文。更长的一篇《巴黎的鳞爪》,缺乏知性来提纲挈领,失之芜杂,感性的段落固多佳句,但每逢说理,便显得不够透彻练达。这是我读韩潮苏海时未有的缺憾。

  这种缺憾,见之于另一位诗人散文家的感性散文,情形恐怕更甚于徐志摩:那就是何其芳。其实,早期的散文家里,感性散文写得最出神最出色的,恐怕得数名气不及徐志摩而夭亡却更早的一位作家——陆蠡。在抗战期间,他被日军逮捕,继而杀害,成为早期新文学莫大的损伤。陆蠡的独创在于断然割舍冗文赘念,而全然投入一个单纯的情境,务求经营出饱满的美感。也许议论亦非他所长,但是他未曾“添足”,所以你也捉不到他的短处。例如《贝舟》[26]一文,破空而来,戛然而止,中间的神秘之旅原来是一场白日梦。此文幻而似真,叙事、写景、笔法都飘逸清空,不像徐志摩那么刻意著墨,已经摆脱了写实的局限。《囚绿记》[27]里,一个寂寞的人把窗外的常春藤牵进房来,做他的绿友,终于怜其日渐憔悴,又把这绿囚释回。不待细赏本文,仅看文题,已觉其别出心裁了。最出神入化的一篇《谶》,只从一丝萦念的线头,竟抽出了一篇唯美而又多情的绝妙小品。且看下面所录怎样无端地破题,才一转瞬,方寸之间早巳开辟出如何的气象:

  曾有人惦记着远方的行客,痴情地凝望着城际的云霞。看它幻化为舟,为车,为骑,为舆,为桥梁,为栈道。为平原,为崇岭,为江河,为大海,为渡头,为关隘,为桃柳夹岸的御河,为辙迹纵横的古道,私心嘱咐着何处可以投宿,何处可以登游,何处不应久恋,何处宜于勾留,复指点着应如何迟行早宿,趋吉避凶......

  陆蠡不愧是散文家中的纯艺术家,但仅凭如此的美文,却不能充分满足我们对散文情理兼修,亦即文质彬彬的要求。于是我们便乞援于“学者的散文”.

  这名称有点望之俨然,令人却步,其实不必紧张。此地的学者当然不是食古不化、泥洋不通的学究学阀,而是含英咀华、出经入典、文化薰陶有素,却又不失天真、常保谐趣的从容心灵。这种心胸坦对大干,以万象为宾客,富于内者溢于外,写散文小品,不过是厚积的学力、活泼的想象、敏锐的观察,在沉静中的自然流露,真正是“风格即人格”,一点做不得假。不过学者所长往往正是所短,因为博极群籍之余,每一下笔,那些名句常会不招自来,如果才气不足以驱遣学问,就会被其所困,只能凑出一篇稳当然而平席之作。所以愈是学富,就更必须才高,始能写出真正的学者散文。

  学者的散文当然也要经营知性与感性,更常出入情理之间。我曾经把这种散文叫做“表意”的散文,因为它既不要全面的抒情,也不想正式的说理,而是要捕捉情、理之间洋溢的那一份情趣或理趣。如果文章的基调在感性,例如抒情、叙事或写景、状物,则其趣味偏于情趣:梁实秋的《雅舍小品》[29]属于此类。如果基调是在知性,在于反复说明一个观念,或是澄清一种价值,则不论比喻有多生动,其兴会当偏于理趣: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有不少小品属之。这里面的消长微妙交错,难以截然区分,但仍然可以感觉。《雅舍小品》的知性较少,而且罕见长篇大论。梁实秋来台后仍保存这种作风,例如:

  家居不可无娱乐。卫生麻将大概是一些太太的天下。说它卫生也不无道理,至少上肢运动频数,近似蛙式游泳。

  这当然是一种情趣,因为蛙式游泳的妙喻是感性的。反之,下列这一段摘自钱钟书的《吃饭》[30],尽管也有妙喻,但由于旨在说明观念,其妙却在理趣;

  吃饭有时极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正如讨阔佬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这种主权旁移,包含着一个转了弯的不甚素朴的人生观。

  不过,钱钟书毕竟是《围城》与《人兽鬼》的作者,除了王尔德式的理趣之外,当然也擅于感性的抒情,《一个偏见》的这一段足以证明;

  每日东方乍白,我们梦已回而困未醒,会听到禽声无数,向早晨打招呼。那时夜未全消,寂静还逗留着采庇荫未找清的睡梦。数不清的麻雀的呜噪,琐碎得像要啄破了这个寂静,乌鹊的声音清利像把剪刀,老鹳鸟的声音滞涩而有刺像把锯子,都一声两声的向寂静来试锋口。

  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如邓约翰与马尔服,好用几何学的圆规、角度、线条等知性意象来比喻感性的爱情,中国作家却擅用感性的风景来象征文化与历史。比梁实秋、钱钟书晚出三十多年的余秋雨,把知性融入感性,举重若轻,衣袂飘然走过了他的《文化苦旅》。他在三峡的起点这么说:

  白帝城本来就熔铸着两种声音、两番神貌:李白与刘备,诗情与战火,豪迈与沉郁,对自然美的朝巍与对山河主宰权的争逐。它高高地矗立在群山之上,它脚下,是为这两个主题日夜争辩着的滔滔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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