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乱世之源，朝堂之上甚至产生了恢复王莽“王田制”的奏议。有人这样评论时政：只有天下大乱、兵锋再起，让大多数人死掉，才可平均土地(此必生乱，如乘大乱之后，土旷而人稀，可以一举而就)。

　　北宋王朝当然需要一个强势集权对抗外敌，但是，庆历新政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就变成官僚新秀的一场盛宴，这恐怕是皇帝未能料及的。要逃脱乱世魔咒，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立即停止新政。

　　庆历四年六月，宋仁宗下了一个干脆的决定：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两路宣抚使。范仲淹有生之年再也没有回到朝堂之上。

　　最后，我要告诉大家，替范仲淹收拾烂摊子的人叫做包拯，即民间评话中的“包青天”。在京剧戏文中，包拯用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铡了很多皇亲国戚、贪官和地痞流氓。在正史中，包拯最大的功绩是在全国丈量土地，设立了一道类似“开元限购令”的“仁宗限田令”：所有官员购买田地一律不得超过三十顷，多出来的土地必须充公。

　　关于“仁宗限田令”就不多讲了，跟前朝的故事差不多。盛唐开元年间，宇文融为了限制土地兼并曾经颁发过一道史上最严的土地政策：任何人不得购买土地，不承认帝国一切土地买卖。后来，杨国忠放开了“开元限购令”，十年之后，大唐帝国40%的人都变成了流民。

　　北宋年间也有一个人毫无顾忌地放开了“仁宗限田令”，这个人是包拯的一个手下，名字叫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