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三年，范仲淹在庆历新政失败后，被贬到河南 邓州，他的朋友滕子京也因受到诬告而被贬到了湖南。在湖南的任上，滕子京颇有政绩，正所谓政通人和，百废具兴。第二年，在他的主持下，重修了岳阳楼。

　　为了记述这一盛事，滕子京便请他的好友范仲淹为重修后的岳阳楼写一篇岳阳楼记。显而易见，滕子京是想让大手笔范仲淹用他的生花妙笔，记下重修后的岳阳楼空前壮观的规模形制，以显示自己的政绩。可结果，范仲淹受友人嘱托写下的这篇名为岳阳楼记的散文，对重修后的岳阳楼只以「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寥寥数语敷衍之，而且连登临岳阳楼所观之景也以「前人之述备矣」而一笔带过。作为散文大师和滕子京好友的范仲淹，竟不顾友人所嘱，也不顾这类记物体散文的体裁特点，不仅对岳阳楼的盛景不加记述，反而将其写成了一篇类似登楼赋的借物咏怀言志的抒情散文，并且还能使友人满意，并使历来的研读者对其文题不符的矛盾之处一无所察，原因何在，奥秘何在呢? 简而言之，范仲淹不记岳阳楼，是因为他当时正在邓州的任所，没有见过重修后的岳阳楼，而且不仅当时未见，就是此前此后，他都没有到过岳阳楼，更不用说见过洞庭湖了。

　　他对岳阳楼和洞庭湖的了解，就是滕子京让人送来的洞庭晚秋图和前代名家有关洞庭湖和岳阳楼的诗文。就凭这些间接的材料，他怎么可能将重修后的岳阳楼盛景如实地记述下来呢?他怎么可能将洞庭湖的景观如实地描写刻划出来呢?凭空杜撰，或者装作到过洞庭湖，照搬现成的材料，拼凑出一篇来，这对于一般人来说，作为一般的应酬之作，似还将就。但岳阳楼毕竟是名胜古迹，滕子京毕竟是他的好友，他范仲淹毕竟是一代文章大师，为人之道，为文之道，都是不可以这样做的。所以他在文章中，对岳阳楼和洞庭湖没有正面加以详细地描述，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可是好友的一片盛情美意，这么远地托人来请他作记，他又不能拒绝，于是，就有了这篇题为岳阳楼记，却并不记岳阳楼而直抒胸臆的文题不符的散文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