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关于元稹人品的问题。古往今来，似乎很少有人对元稹的政治、经济、尤其是文学方面的贡献做出全面、科学的考察。与之相反，一些缺乏史料佐证或仅依曲解史料所结成的观点却一股脑朝微之兜来，至若“抛弃莺莺”、“勾结宦官”、“依附藩镇”、“献诗求宠”、“玩弄薛涛”、“谋求相位”，诸种罪名纷至沓来，以致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元稹几乎成了一个一无是处的人。但实际上，以上所列举的“罪状”多是无中生有，以讹传讹之辞，并无确凿的事实根据，以此加之威明，威明不受也。

　　上述两点误解可能是造成历来人们对元稹关注较少的原因。然而，尽管名花幽独，却也并非绝无问津者，近百年来，关于元稹的相关论文已有二百多篇，研究专著亦有数部。[3]以笔者愚见，在这些研究元稹的专著之中，陈寅恪先生之《元白诗笺证稿》、卞孝萱先生之《元稹年谱》、杨军先生之《元稹集编年笺注》、吴伟斌先生之《元稹评传》及《元稹考论》诸种著作允称经典。陈著筚路蓝缕，伐木开山，在唐代历史的大背景下对元白的部分诗作进行关照，个别语词容或偏激，但多为真知灼见，启悟来学，非一代也。卞著首次将元诗编年，在几乎空无依傍的情况下正确解决了大部分元诗的编年问题，贡献亦多。杨著首次注释元诗，吴著积二十八年之功，详推细考，解决了许多关于元稹的千年疑案，还历史以真相，二者嘉惠学林，自不待言。

　　周君相录，渭川霍松林先生之高足弟子。早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录君既有意写一部《元稹年谱新编》，校注一部《元稹集》。[4]后来，相录君以《元稹生平与作品考索》顺利获得博士学位，两年后即撰成《元稹年谱新编》一书。是书萃众家之精华，立一己之新见，于元稹之生平考订详备，发明亦夥，实为元稹研究之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