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稹纪行组诗的创作心态

　　《使东川》是元稹担任监察御史时所作。监察御史，在唐代御史台台、殿、察三院中颇引人注目。监察御史虽然只有正八品上，但其监察所涉及的层面很广泛，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掌分察巡按郡县、屯田、铸钱、岭南选补、知太府、司农出纳，监决囚徒。监祭祀则阅牲牢，省器服，不敬则劫祭官。尚书省有会议，亦监其过谬。凡百官宴会、习射，亦如之。”9295按常理言，诏追赴阙，意味着结束贬谪，升迁有望，对于谪宦江陵五年之久的元稹来说这应该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但是在归返长安途中所作的《西归绝句十二首》却并不是首首欢快。元稹被召回长安之时，正在唐州前线。当时正值淮西吴元济叛乱，朝廷委派荆南节度使严绶带兵进讨，元稹以从事之职随同前往。在几路大军的围攻下，取得胜利是之日可待的。

　　而一旦胜利，参与这次平叛的有功人员肯定会得到提拔，因而元稹这时的行动是积极的，心情是欣喜的。《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并序》就说：“重喜登贤苑，方看佐伍符。判身入矛戟，轻敌比锱铢。”可就在元稹冀图为国立功之时，他接到了唐廷将其召回京都的命令，也许这次回京朝廷会重用他，但也有可能他将面临再一次的贬谪，因为仇士良此时恰好前来淮西担任监军使，这可能是在京担任禁军中尉的宦官头目吐突承璀预设的陷阱，目的就是让元稹失去这一次立功升迁的机会。29元稹此时的心情是忐忑不安的，要知道他此时已年近不惑，能为国效力、建功立业的时间还有多久?机会还有多少?这也是令诗人倍感愁闷之处。

　　在此还要提到的一点是，回到长安虽然是诗人自贬谪以来所热切期盼的，但其中也夹杂着一丝苦楚。元稹虽然祖籍河南，但他的六世祖元岩在隋代时就迁居到了长安靖安里，所以在长安出生的元稹自然将长安视为了自己的故乡，他常在诗中称长安为“帝乡”、“故园”，可见他对长安是充满着深深的眷恋之情的。此外，因永贞革新而被贬斥远地的刘禹锡、柳宗元以及永贞革新的支持者李景俭也即将归京，诗人就要与朋友知己欢聚了，自是心情欢愉。但曾经举荐赏识过他的裴相公已经故去，诗人不免有些悲伤。所以，前途未卜的茫然、友人逝去的悲哀与对这次归京的热切期盼也就在诗中糅合起来。

　　文学艺术，作为作家(主体)和社会现实生活(客体)的中介，它一方面是客体的反映，但另一方面又是主体的反映。它反映着以作家为代表的主体的表现力、创造力、审美力，反映着特定的时代精神和心理氛围。因此，在文学研究中，不能局限或停留于客体，即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的直观形式分析方面，忽视或回避了创作活动中审美主体的能动作用和精神、心态的挖掘。对于元稹纪行组诗的研究，只有先把握了诗人的创作原因及心态，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两组纪行组诗的思想内容，探明其艺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