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教科书上的解释，《饮湖》的“中心思想”是“诗人抓住夏季时晴时雨的特征，描绘了西湖的风采神韵，表达了诗人对西湖的热爱与赞美”。不过现在，在下要告诉诸位的是另外一个故事：关于这首诗背后真实的历史。

　　语文老师也许会告诉你，这首诗写于熙宁六年苏轼任杭州通判时，但不会告诉苏轼为何会到杭州任通判，在写这首诗之前又发生了什么事。在这里，在下恐怕又要得罪一下儿诸位的历史老师。那就是诸位中学时被捧到天的王安石变法，不仅不是一桩好事，更是一场灾难。

　　熙宁二年，王安石以富国强兵为口号，怂恿神宗皇帝开始变法。不过他的变法主旨，就像他的政敌司马光所一语道破的那样，不过是聚敛之法。司马光认为天下财富是有数的，不在朝廷，就在百姓。因此，司马光一派的主要政见按照现在的理解来说，就是藏富于民，与民休息。如果老百姓偷税漏税，那肯定是朝廷苛捐杂税太多，民不堪负。但王安石的想法，却是以国家的力量用民间聚敛更多的钱财，这样朝廷就有钱可以办大事。这两种政见自然完全相左。而当时神宗一心想要富强，所以王安石大权在握，不听话的人当然是纷纷排挤出朝廷。苏轼就是其中之一。熙宁四年，他本来已经是殿中丞、权开封府推官，只要他攀附王安石一党，做到参知政事都没有问题，但苏轼却上疏奏称王安石变法所用非人，疲力劳民。这样的话，王安石一党肯定要群起攻之。当时反对变法的人已经被纷纷弹劾出京，苏轼为了避免成为众矢之的，也自请外放，于是在这一年四月，苏轼出任杭州通判，十一月上任。

　　苏轼是个心有抱负，想要济世救民的人。但王安石的变法在他看来却是误国害民，他的心里自然非常愤懑。而他在杭州任通判的时间里，更是看遍新法如何搞得民不聊生。比如科举考试，以前考试以明经诗赋为主要内容，着重考生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和诗词歌赋的才华，但新法改革后的科举，主考时务策。名义上是让考生对国家大事提出自己的见解，但所有考生都心知肚明，如果不按照王安石一派的思路答题，答得再好也会落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