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等待了有几个世纪，夜色渐渐降临，在袅袅炊烟中，骑着凤凰牌自行车的父亲终于大摇大摆回来了。他停完车二话不说，径直到铁门前把封条扯得粉碎，母亲不无焦急地说，这可是法院贴的封条啊，不会抓你去枪毙吧?父亲满不在乎说，放你们娘几个一百二十个心，执行庭的周庭长跟我是老相识，他们今天过来不过是走个过场意思一下，就是他今天中午派人告诉我今天下午不要在家的……有父亲这番话撑腰，姐姐和我争相跑进院子，十分解恨地撕扯掉前后门另外几个讨厌的“十字封”，并念念有词地把它们踩在脚下，然后碾成一团，践踏法律的感觉真好。在那一瞬间，并不太高大眼见还萎靡不振了许久的父亲形象，瞬间又变得伟岸起来，他又成了我心目中的大山和英雄。只不过，父亲这一高大的印象并没有维持多久，而这也是我有关父亲英雄形象的最后一点记忆。

　　初中的那几年，四处折腾忙着还债的父亲几乎没怎么管过我，我也乐得无法无天鸡飞狗跳，成绩自然每况愈下。父亲在初三开学的时候瞒着我去了一趟学校，把他从云南出差带回的自己舍不得抽的几条云烟和红塔山送给了我的班主任和我偏科最严重的英语老师，我当时还纳了闷了，辛勤的园丁们那段时间怎么会对我突然友好起来青眼有加呢?

　　在我参加中考的前夜，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赵庭长亲自带队来抓父亲，父亲虽还是没被抓个正着，作为母亲当年最贵重嫁妆的一台缝纫机和家中的电视机、电风扇却被如狼似虎的大盖帽们给搬走了，母亲呼天抢地坐在台阶上不断地捶打自己，这让我很受刺激一夜无眠。我在中考考场上一溃千里，以仅多一分的成绩勉强搭上普通高中的末班车，多年来一直是我手下败将的易兵却考上一所省重点。易兵家大摆筵席请来县里的戏班子唱花鼓戏的那一天，父亲一个人在家喝了不少的闷酒然后去道喜，易老三远远迎上前来发烟，被父亲一掌打落在地。父亲怒不可遏说：你们家有……有本事考省……省重点，唱花……花鼓戏，就要抽芙……芙蓉王，还抽……抽什么狗……狗屁白……白沙烟……父亲和易老三大打出手乱成一团，最后不太光荣地负伤多处回家。心有愧疚的我找了几块棉布要给父亲包扎伤口，他扬手就要打我，一旁的母亲眼疾手快，哭着闹着把父亲推开要跟他拼命。其时的我貌似已然懂得，父亲的伤根本不在身上，而在心里。　　在我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流年不利的父亲终于时来运转，做成了一单生意，基本还清多年前欠下的债务。无债一身轻的父亲于是决定提前“退休”。来我家串门的人又逐渐多了起来，父亲的《隆中对》《煮酒论英雄》顺应天时地利人和重新开讲，依然聚集起不少的听众，我冷眼旁观，已是换了不同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