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说得也含糊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二引魏泰《隐居诗话》，对刘禹锡、白居易的观点、措辞很不以为然。魏泰特别赞赏杜甫的说法，因为它肯定了唐明皇能够吸取夏商末代君主的失败教训，“畏天悔过，赐妃子以死”。至于郑畋的《马嵬坡》，意思倒是没错，但是，“词句凡下，比托无状”，不值得一说。

　　今人周振甫先生在《诗词例话》一书中，完全不同意魏泰“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的观点。他认为，魏泰的观点是“极端错误的”。他认为：这几首诗中，白居易写得最好，因为“写出了事实的真相，写出了唐明皇无可奈何的心情，也写出了在危急时牺牲杨贵妃的丑恶表现”;刘禹锡写得不如白居易，“刘虽然也写了事实，但他用‘妖姬’两字，具有‘女人是祸水’的错误观点”“郑畋歌颂唐明皇是圣明天子，违反官军迫死杨贵妃的事实，是不对的”“杜甫还要替唐明皇美化，写得最不行”。

　　我认为，周振甫先生的观点，也未免带有时代的烙印。其实，孰是孰非的问题，都是可以讨论的。首先，杨贵妃被处死，原本就是多方作用的结果;其次，史书记载也颇含糊，不见得是诗人们故意歪曲;再次，评论诗歌好坏，不能简单依据是否反映了自己认为的所谓“事实”，还应该考虑到写作的时代背景等情况。例如，杜甫写《北征》一诗，时当“安史”乱中，肯定唐明皇“中自诛褒妲”，或许有勉励君王、激励斗志的用意。萧涤非先生的《杜甫诗选注》云：“在当时危急存亡的情况下，把皇帝说成一个昏君，便要影响举国上下‘同仇敌忾’的情绪……”此说有理。事实上，杜甫也并非真的认为，杨贵妃就是唐明皇亲自处死的上引《北征》诗句，接着还有“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几句。杜甫特意提到当时兵谏主事者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并给他如此崇高的评价。可见，杜甫并没有丝毫抹杀军人作用的意思。他只不过是把话说得委婉一些，艺术一些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