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里他的一生力主抗战，反对屈膝投降，他在给皇帝的许多“书”、“策”、“札子”中都一再痛陈国家利病，力诋投降之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他为官清正廉洁，尽力不扰百姓，当时的诗人徐玑称赞他“清得门如水，贫惟带有金”（《投杨诚斋》）。江东转运副使任满之后，应有余钱万缗，但他均弃于官库，一钱不取而归。他立朝刚正，遇事敢言，指摘时弊，无所顾忌，因此始终不得大用。实际上他为官也不斤斤营求升迁，在作京官时就随时准备丢官罢职，因此预先准备好了由杭州回家的路费，锁置箱中，藏于卧室，又戒家人不许买一物，怕去职回乡时行李累赘。后来赋闲家居的十五年中，还是韩胄柄政之时，韩新建南园，请他作一篇“记”，许以高官相酬，万里坚辞不作，表示“官可弃，‘记’不可作。”以止数事，可以想见其为人。诗人葛天民夸他“脊梁如铁心如石”（见《南宋群贤小集．葛无怀小集》），并非谥美之辞。

　　杨万里是我国古代南宋时期杰出的诗人，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诗与陆游、范成大、尤袤齐各，称“南宋四大家”。他起初模仿江西诗派，后来认识到江西诗派追求形式、艰深蹇涩的弊病，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尽焚其力作诗篇千余首，决意跳出江西诗派的窠臼而另辟蹊径。他在《荆溪集自序》中曾回忆过自己走过的创作道路：“余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陈师道）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王安石）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戊戌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他在诗中也曾明确表白：“传派传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庭坚）陈（师道）篱下休安脚，陶（潜）谢（灵运）行前更出头。”（《跋徐恭仲省干近诗》之三）正因为他不随人脚跟、傍人篱下，敢于别转一路，推陈出新，终于自成一家，形成了他独具的诗风，号为“诚斋体”。对当时诗坛风气的转变，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