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婚后的生活却是不尽人意的。

　　1931年11月17日，上海已经进入了深秋时节，南方的冬天来得晚，11月的深秋正是一年最舒适的时候，大街上的人们正尽情地享受着秋天所带来的凉爽与快乐。而在上海福熙路，四明新村923号，一栋外表平静的老式洋房里，正激荡着一场家庭情感风暴。

　　这天下午，小楼的主人，大诗人徐志摩从北平回到上海，和他预料的一样，妻子并没有在门口迎接，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鸦片烟的味道。

　　走进家门后的徐志摩，疲惫地踩着楼梯向二楼走去，鸦片烟的味道越来越浓，在二楼的拐角处，徐志摩瞥了一眼躺在烟塌上的妻子，本想说什么，但欲言又止，他没有和妻子打招呼，径自回到了书房。这个月，他们刚好结婚五周年。

　　1926年11月，历尽艰难终成眷属的徐志摩和陆小曼回到了徐志摩的老家浙江海宁硖石，与徐志摩的父母居住在一起。但是没过多久，婆媳之间便出现了隔阂。

　　一件事情呢就是，她一定要坚持在硖石再坐大红轿子，这个轿子两个人抬就可以了，他要抬六人大轿，那么这个她的婆婆认为太过分了，第二个她在吃饭的时候，经常吃半碗都不到，然后余下的饭就让徐志摩吃下去，那么(徐志摩)他母亲显然不忍心，还一个他们最受不了的就是，陆小曼有一次吃好饭，很撒娇似地叫志摩抱到楼上，她说你抱我上去，好，徐申如大怒，然后他们过了一两天他们就走了。

　　与儿媳产生了矛盾，徐志摩的父母离开海宁住到了上海，这一年的7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北伐动员令，开始了针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11月，在江西被北伐军击败的孙传芳收集残部8万余人，部署在沪宁和沪杭铁路地区，准备抗击国民革命军的进攻。浙江海宁正好位于沪杭铁路沿线，12月，为躲避战乱，陆小曼与徐志摩从海宁搬到了上海。

　　在上海，两人开始筑起了新的爱巢，陆小曼如鱼得水，重新开始了她喜爱并擅长的社交生活。社交圈里公认的“南唐北陆”的陆小曼和唐瑛，这时候同时出现在上海的社交界，成为了上海各界津津乐道的谈资。于是，在上海的舞厅 戏院这些上流社会公子小姐们经常光顾的场所，由于陆小曼的加入，又增添了一道风景。

　　徐志摩与陆小曼定居上海后，本想过安静的生活，他一边在大学教书，一边继续诗歌创作，同时也像其他男人一样，希望在衣食上能得到妻子的照料。但是陆小曼，却喜欢到戏院里去捧角，登台作秀。

　　20年代是中国京剧的黄金时代，1927年，北平《顺天时报》举办“评选京剧五大名伶”活动，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徐碧云当选为京剧“五大名伶”。那时，在京津沪等地的茶馆戏园里，逐渐出现捧角的风气。捧角者遍及各阶层，上至政府官员，下至百姓，不分男女。有官捧、民捧、还有捧角集团，当时声势最大的要数专捧梅兰芳的“梅党”。

　　在那个年代，职业演员演戏是贱业，而像陆小曼这样的票友演几出戏，有时还挂上赈灾的名义，那是很风雅的事情，而徐志摩对此却没有太多的兴趣。

　　陆小曼侄孙邱权回忆道：“尽管他们爱好文艺。在艺术上是他们一生的追求，是他们的共性。但是在某一门的艺术上面又可能是他们的分歧。”

　　徐志摩与陆小曼之间情趣爱好的差异不仅表现在戏曲上，同时也表现在了对电影的态度上。30年代，看电影同样是上海上流社会追求时髦的方式之一。

　　随着国产电影的发展，上海各大电影公司自己拍摄的影片也成了人们竞相观看的对象。 喜欢像明星一样生活的陆小曼，也迷恋电影，便有了过把电影明星瘾的想法，但却遭到徐志摩的反对。

　　徐志摩想让陆小曼成为画家或作家，但平日里陆小曼看戏唱戏捧角，徐志摩干涉得并不多，有时甚至还会为了博得妻子的欢心，去跑一下龙套。

　　1927年12月6日，上海静安寺路上的夏令配克影戏院里锣鼓作响，异常热闹，一个叫天马剧艺会的组织正在这里举行一场京剧票友会，上演的剧目是《三堂会审》，这折戏是《玉堂春》中最为高潮的一部分，讲的是被诬谋害前夫的民女苏三冤情得以雪，并和山西巡按王金龙历尽千难万阻，终成眷属的故事。这一天的演出是上海社交界里的大事，吸引了众多上流社会的公子小姐前来捧场，也吸引了众多的小报记者来此寻找花边新闻，因为戏中饰演主角苏三的是名噪上海滩的陆小曼。

　　这一天的演出中，跑龙套的是陆小曼的丈夫徐志摩，而饰演男主角王金龙的则是一个叫翁瑞午的男人，就是这个男人，改变了徐志摩与陆小曼两个人的命运。

　　翁瑞午很早就与徐志摩夫妇相识，徐志摩和陆小曼1926年10月3日结婚，而翁瑞午在徐志摩1927年1月6日的日记中就出现了，徐志摩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到：“昨夜大雪，瑞午家初次生火”。(《志摩日记》)

　　翁瑞午是上海有名的票友，在看戏捧角的过程中，陆小曼结识了翁瑞午，这是她生命中的第三个男人。

　　《陆小曼传》的作者柴草介绍说：“他的祖父是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他的父亲是桂林的知府，也擅长画和医术。翁瑞午从小他跟着扬州的名家学习推拿，他在画画的鉴赏方面也有相当的一个鉴赏力。那么人又很活络，对戏曲又很爱好，那么到徐志摩跟陆小曼到了上海之后翁瑞午就进入了他们的生活，而且迅速地跟他们成为了朋友。”

　　翁瑞午吸食鸦片，在他的影响下，身体不佳的陆小曼也渐渐染上了烟瘾。

　　陆小曼的侄孙邱权回忆说：“很多的书里面的描述都是很典型的。这种精神忧郁症。但是这个时候只有翁瑞午给她鸦片抽了以后，她可能麻木一下她的神经。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才吸的。因为我姑婆那个病很怪的，她神经疼，全身的神经疼，这痛那痛，你找不到一个最后的痛点到底在什么地方。她到后来老年都有这么一个病，就是觉得浑身不舒服，这个关节不舒服那个关节也不舒服。所以这个病的话呢，可能就是当时鸦片，这是很可以说我们所有的亲属都一致认为我姑婆抽上鸦片是为了治病而抽上鸦片，而不是为了精神上的空虚去追求上鸦片。”

　　对于自己抽鸦片，陆小曼曾写到：“喝人参汤，没有用，吃补品，没有用。瑞午劝我吸几口鸦片烟，说来真神奇，吸上几口就精神抖擞，百病全消”。(《陆小曼诗文》 陆小曼)

　　此时的陆小曼，已经对翁瑞午产生了依赖，虽然这种依赖是从吸食鸦片开始的。染上烟瘾后的陆小曼经常是与翁瑞午同榻抽烟，关系亲密。 但对于两人的关系，徐志摩一开始并没有太多的怨言，只是认为鸦片会害了陆小曼。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红萍介绍说：“徐志摩自有他的一套处世哲学。徐志摩说男女之间的情爱是有区别的，丈夫绝不能禁止妻子交朋友。鸦片烟榻看似接近，只能谈情不能说爱。所以他认为这个男女之间鸦片烟榻是最规矩，最清白的。而最嘈杂和最暧昧的呢是打牌。”

　　翁瑞午教会了陆小曼吸食鸦片，同时由于他会推拿的手艺，所以每当陆小曼唱戏义演累了，便会叫翁瑞午帮自己推拿。上海的社交界里便出现了关于两人的一些传言。三人在上海夏令配克影戏院的那场演出，让陆小曼出尽了风头，但徐志摩却对此表现出了一丝厌烦的情绪。徐志摩在后来的日记中曾写到：“我想在冬至节独自到一个偏僻的教堂里去听几折圣诞的和歌，但我却穿上了臃肿的袍服上舞台去串演不自在的‘腐’戏”。(《志摩日记》)

　　1927年12月17日，也就是演完《三堂会审》后的第11天，上海一份名叫《福尔摩斯》的小报，刊登了一篇名为《五大姐按摩得腻友》的文章，文章影射了有关三人的绯闻，伍大姐实际指的就是陆小曼，文章中的另外两人余心麻和洪祥甲实际指的就是徐志摩和翁瑞午。为此，徐志摩把报社告上了法庭。

　　这件事情最后以报社公开赔礼道歉结束，但是关于陆小曼与翁瑞午的绯闻让徐志摩很是难堪。结婚以来，徐志摩一直想改变妻子出入社交场的生活状态，最让他无法接受的是，陆小曼竟然粘惹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于是，思考过后的徐志摩准备和陆小曼好好地谈一谈，劝她戒掉鸦片，开始正常人的生活，尽管这种谈话已经有过多次。

　　1931年11月17日这一天，徐志摩的唠叨激怒了陆小曼，气急的陆小曼顺手拿起放在桌上的烟枪，用力朝徐志摩扔去。

　　这一击，对徐志摩来说是致命的，它不仅击碎了两人之间的情感，也击碎了徐志摩对爱情一直坚持的理想浪漫情结。于是，绝望之下的徐志摩，离开了这个他亲手筑起的爱巢。然而，令陆小曼没有想到的是，徐志摩的这一走，却再也没有回来。

　　离开家后，徐志摩到了南京，准备搭乘19日上午的邮政班机回北平。

　　由于陆小曼在生活上是极尽排场，为了解决家中巨大的开销，徐志摩同时在东吴大学、上海法学院、南京中央大学等处兼课任教，教书写文，徐志摩的月收入接近千元，同时代的大作家鲁迅，在厦门大学的月收入是400元，那已是最高级别的教授待遇了，而徐志摩则相当于做了两个半教授的工作，尽管如此，这接近千元的月收入依旧无法满足妻子陆小曼各方面的开支。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红萍介绍说：“陆小曼的家庭开支是非常巨大的。那么只房屋租金这一项就是一多百银元。那么她的吃鸦片吃药这项又要二三百。那么她家庭的开销，出入有私人汽车，有众多的佣人，这项又是二三百。所以她母亲有一次就对王映霞说，他们家庭的开支一个月不能少于五六百。如果少于这个数，就无法安排了。”

　　陆小曼侄孙邱权也回忆说：“她一生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不知道金钱来之不易。那么这一条包括连我们第三代，我们都感触很深。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你要买块蛋糕什么东西很不容易的。但是我母亲把所有的这种蛋糕卷节省下来了去给了我姑婆。姑婆她送邻居啊什么她一点也都不心疼。包括香烟也是，香烟票也是。因为她一生最大的问题，她是不知道金钱来之不易。她一直到死，她没有这方面的体会。因为我姑婆本身就是一个娇小姐，你徐志摩娶她就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你有本事养得活她娶她，你没本事娶，养不活她你就不要娶她

　　我姑婆这个挥霍，他徐志摩和她开始相识时就知道这么一个情况。”

　　1930年底，徐志摩辞去中央大学的职务，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与陆小曼分居在京沪两地，为此他不得不在两地间来回奔走。而陆小曼也并不愿意随徐志摩一起北上。

　　陆小曼侄孙邱权回忆说：“我姑婆不愿意到北京去，外面说的好像都是因为我姑婆生活奢侈，离不开上海当时一个很腐朽的这种，不像北京，是一个比较纯朴的世界。而我从小听到我们家里面说，因为我姑婆非常在意徐志摩和林徽音的关系。而我姑婆呢，正好是要把徐志摩要千方百计把他留在上海，断掉和林徽音的那一层关系。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说在我们的家庭，站在我们陆家的立场上所提到的。跟外面所讲的好像徐志摩要逼着我姑婆要回到北京去根本是两码事。”

　　1931年11月19日上午8点，南京明故宫机场上，天色阴沉，深秋的凉意在飞机螺旋桨吹出的气流里越发地明显，徐志摩在飞机起飞前写完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几行文字，那也是他写给陆小曼的最后一封信。随后，徐志摩搭乘邮政班机“济南号”飞往北平。飞机上除了两名驾驶员，乘客仅徐志摩一人。10点20分，飞机在济南上空遭遇大雾，不慎撞上了济南开山，飞机爆炸起火，三人全部遇难。这一年徐志摩35岁。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徐志摩在1928年重返英国时写下了《再别康桥》。这一年，对陆小曼逐渐失望的徐志摩希望他的短暂离别能激起陆小曼的醒悟。

　　徐志摩曾经对陆小曼说：“眉，我的诗魂的滋养全得靠你，你得抱着我的诗魂像母亲抱孩子似的，他冷了你得给他穿，他饿了你得喂他食粮——有你的爱他就有命!“(《爱眉小扎》)

　　但结婚后的陆小曼，唱戏跳舞，与翁瑞午一起抽鸦片，成了生活的主题，徐志摩再也寻觅不到能激发他浪漫诗情的爱。

　　这一天深夜，南京航空公司主任保君健，敲响了上海徐公馆的大门，保君健上门的目的是告诉陆小曼，徐志摩在昨天的一场坠机事故中不幸身亡。陆小曼却把保君健挡在了大门外，她不相信这是真的。

　　邱权回忆说：“自从徐志摩走了以后，她也不修边幅。原来她也是要打扮的，现在从来就是不洗脸，不刷牙。唯一的一生最大的寄托就是想把徐志摩的书全集给他出版出来。那个时候我姑婆，因为她名声在外，所以追求她的男的不少。为什么我姑婆就是她等于自己在摧残自己?就是充分说明了他对我姑公公的感情。”

　　徐志摩去世后，陆小曼闭门谢客，一心编辑徐志摩文集，在此后34年的时间里，陆小曼

　　先后编辑出版了《志摩日记》、《徐志摩诗选》和《志摩全集》。(此处原文没有，为后加)

　　在飞机的残骸中有一件物品未被烧毁，它是徐志摩将其放在一个铁盒子中的，陆小曼亲手所绘的山水长卷，这幅山水长卷现存放在浙江博物馆。

　　徐志摩死后，陆小曼依一直与翁瑞午同居，长达30年，但卧室里一直悬挂着徐志摩的遗像，从没有摘下。　　1961年，翁瑞午在上海去世，4年后，陆小曼逝世，终年6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