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接下来，我们要分析一下，林徽因有没有可能对徐志摩产生爱慕之情，也就是林徽因对徐志摩产生爱情的背景因素是否存在。回答是肯定的。

　　林长民让林徽因读的是教会学校，教会学校让林徽因从小接触到西方文化，并且受到正规教育。她自己也这样说：

　　你们知道，我是在双重文化的教养下长大，不容否认，双重文化的接触与活动对我是不可少的。(林徽因致费正清、费慰梅信，《林徽因文集》357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4月版)

　　双重文化影响下的林徽因，早已不是一个旧式女子，她对金岳霖的爱情也可说明这一点。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收入《林徽因文集》中的几封书信，其中唯一一封致金岳霖的写于1943年，信末落款是“徽寄爱”，而她写给丈夫梁思成1953年的两封信，落款仅是“徽因”，那么几十年前，当她还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的时候，对一个心仪的男子产生浪漫的爱情也就更加不足为奇了。

　　沈从文一度陷入感情危机，对此她有很多感触：

　　过去我从没想到过，像他那样一个人，生活和成长的道路如此不同，竟然会有我如此熟悉的感情，也被在别的景况下我所熟知的同样的问题所困扰。(林徽因致费正清、费慰梅信，《林徽因文集》354-355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4月版)

　　这话颇耐人寻味，“如此熟悉的感情”、“我所熟悉的同样的问题”，说明她自小生活的旧式家庭，她后来的生活道路上，这种非一般的感情也是寻常得很。

　　同时，林徽因在伦敦，身处浪漫主义发源地的英国，这种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上面提到的信：

　　理想的我老希望着生活有点浪漫的发生，或是有个人叩下门走进来坐在我对面同我谈话，或是同我同坐在楼上炉边给我讲故事，最要紧的还是有个人要来爱我。我做着所有女孩做的梦。(林徽因1937年11月9-10日致沈从文信，《林徽因文集》339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4月版)

　　她等着有个人来爱她，正好徐志摩来了，她不由自主地投入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