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吟咏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如听音乐，如赏美景，如品香茗。然而，也可在隽永中感悟哀婉的离愁。

　　三年后的1931年12月3日，这种离愁却写进了胡适的悼念文章中。胡适满怀深情地写道：“我们不相信志摩会‘悄悄的走了’。他在我们这些朋友之中，真是一片最可爱的云彩，永远是温暖的颜色，永远是美的花样，永远是可爱。”

　　“永远”的徐志摩!有人说他的文名太盛，有人说他的俗名太艳。

　　徐志摩的文名，胡适起过锦上添花的作用;徐志摩的艳名，却被胡适认为是诗人追求自由和浪漫的表现，他对徐志摩的“自由婚姻”，有过撮合，也有过“拆离”。

　　徐志摩是浙江海宁县人，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918年赴美国学习银行学，又于1921年转至英国剑桥大学研究政治经济学。

　　留学期间，徐志摩就对国内胡适倡导并写作新诗十分赞赏和钦佩。胡适1919年出版《尝试集》，徐志摩在国外读到后非常高兴。加上在剑桥受到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他也于1921年开始了诗歌创作。

　　1922年，徐志摩因婚姻波折和追求爱情，从剑桥辍学回国。生活对这位天才诗人来说，是“塞翁失马”。他得以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然而，胡适却深为徐志摩未能完成学业而惋惜。他多次劝告徐志摩继续完成学业。在胡适看来，如若不能系统地学习，是难以成为一流学者的。可是，徐志摩志不在此，没听胡适的劝告。

　　后来，胡适结识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的秘书恩厚后，希望恩厚能够为徐志摩再赴英国进修穿针引线，以便学成之后回国担任大学教职。面对大好机遇，徐志摩却置若罔闻，依旧没有听从胡适的意见。

　　胡适不以徐志摩拒绝他的好心而恼怒，还是尽最大的可能为徐志摩提供各种帮助。

　　1923年，徐志摩提议，在北京“聚餐会”的基础上成立“新月社”。胡适率先响应并竭力支持。这个以留学欧美的年轻知识分子为主的、五四以来最大的以探索新诗理论与新诗创作为主的文学社团，先以《晨报副刊》为阵地，后又创办了《诗刊》周刊、《新月》月刊。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闻一多的《死水》等等，都是“新月派”的佳作。

　　1924年4月12日，印度诗人泰戈尔抵达上海，并先后到杭州、南京、济南等地访问。徐志摩作为泰戈尔的翻译，全程陪同。泰戈尔虽是接受邀请，为中印文化交流来华访问，但却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引起了争论。“驱泰大军”一方，激颜厉色要赶他走，“保泰大军”一方，千方百计为他辩护。

　　如鲁迅就在杂文《骂杀与捧杀》中，讥诮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们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地上的青年们失望了，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

　　徐志摩非常愤怒。为表示对反对泰戈尔者的抗议，他一气之下耍起了小孩脾气：罢译!胡适见此，顶替他为泰戈尔翻译，并安抚徐志摩，使得他心情归于正常。

　　在5月8日泰戈尔64岁寿辰的这天，中国学术界聚集在北京东单三条协和礼堂，为泰戈尔举行祝寿会，胡适以大会主席的身份主持。徐志摩、林徽音等“新月社”

　　同人用英语演出泰戈尔的名剧《齐德拉》，维护了中国人民在泰戈尔心目中的良好印象，也使得泰戈尔和徐志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29年3月，泰戈尔第二次来到中国时，只住徐志摩家，称徐志摩和陆小曼“是他的儿子媳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