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出身于巨商名门的富家子弟，又在剑桥那样贵族化的学校受到深刻熏陶的人，徐志摩的思想性格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感召、对于西方文化的向往、深入频繁的中西交往活动、活泼好动的个性和广泛的社交生活，造就了徐志摩开阔的世界性文化视野。他的性格单纯、热情、冲动，思想驳杂、浮泛又多变化，既执着于对理想的追求又不免常常失望和痛苦，但始终不失快乐的基调。朱自清曾说，徐志摩“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1]，他也形容自己的性格：“我的心灵的活动是冲动性的，简直可以说痉挛性的”(《落叶》)。正由于徐志摩性格的单纯、透明的特性，其矛盾、驳杂的思想在创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而且，这种矛盾和驳杂还使他的诗作形成了一种多面体的结晶。

　　徐志摩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在他的不少作品里都渗进了反帝、反封建、反军阀，为被压迫者呼号的内容。面对黑暗腐朽社会底层民众的痛苦生活，诗人呐喊着，要开放“宽阔的粗暴的嗓音，唱一支野蛮的大胆的骇人的新歌”，鼓励读者“到民间去，听衰老的，病痛的，贫苦的，残毁的，受压迫的，烦闷的，奴服的，懦怯的，丑陋的，罪恶的，自杀的”“灵魂的呻吟”(《灰色的人生》)。但徐志摩在本质上是一个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者。他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在人们的性灵。他的理想是个人的性灵得到最大自由的发展，并宣称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只知道个人，只认得清个人，只信得过个人”，[2]并为寻求自由、爱、美而不停地歌唱。

　　他对理想是狂热而坚执的，但思想又常常是矛盾、混乱的。尤其当严酷的现实与玫瑰色的理想形成尖锐对峙时，他失望、忧愤、痛心疾首，更因理想的狂热、爱的深沉，使随之而来的失望的痛苦也就特别强烈。他却找不到出路，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他曾赞美列宁的精神，却又声称“不希望他的主义传布。我怕他”;他曾欢呼冬宫的红旗，称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落叶》)，转而又抨击十月革命为“人类史上最惨刻苦痛的一件事实”[3]。这使他在创作中总是同情多于批判，伤感多于愤怒，忧叹多于呐喊，颓唐多于昂奋，诗稿多呈“残破的花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