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悄悄地走了”，他只能是万般无赖地挥手向“西天云彩”告别。伴着他这一消极的思想走向，他的诗情愈到后来愈陷于“枯窘的深处”，以至自感到思想已经“残破”，只能“在枯秃的笔尖上袅出一种残破的残破的音调”(《残破》)。理想已经枯死，爱情失去光彩，成活也无有信念，由是他的诗充斥了悲哀的情绪，发出了如此的哀叹：“迟了，你再不能叫死的复活，从灰土里唤起原来神奇!”(《枉然》)希望能有“一朵莲花似的云拥着我”，“拥着到远极了地方去”。他仿佛听到“我自己心的活埋的丧钟”(《我等待你》)。情绪何其消沉，声调又和气悲哀啊!

　　徐志摩的诗作在艺术上有更大的成就。

　　对于新诗的格律他没有闻一多那样在理论上有深入探究。他说：“我的笔本是最不受羁勒的一匹野马，看到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的自己的野性，但我索性的落拓，始终不容我追随一多他们在诗的理论方面下这么细密的工夫”(《猛虎集 序》)。但他却也积极地向西方格律诗学习，在形式上做了广泛的试验。他的诗在章法上都比较整齐，讲究匀称，追求和谐，注重均衡，但又绝不到刻板地把诗格熔铸在一个模式里，而是以灵巧多变的形式，来表达多种多样的感情。有的诗只有五句(如《沙扬娜拉》)，有的却多达三百九十六句(如《爱的灵感》)，有的一节两行，有的一节却有七十四行，在诗的体裁和格调上也常花样翻新，有的象古典格律诗，有的象欧美十四行“商簌体”，有的是散文体，有的是方言诗，有的是自由体，有的又是章韵体。在这方面他也有缺点，即为追求句的匀齐，把完整的诗行拗断，砌成“豆腐干”形。应该说，徐志摩在这方面还是有所警惕的，他说过，“但讲外表的结果只是无意义乃至无意思的形式主义”，“这是我们应时刻引以为介的”(《诗刊放假》)。一般说，他在运用格律和体式上还比较注意适应内容的要求。　　徐志摩特别强调诗的音节。认为内在音节的诗的生命，“一首诗的字句是身体的外行”，而音节则是“血脉”(《诗刊放假》)。因此他十分注意韵律的和谐，喜用实字、叠韵字、仄声字来形成律动，使声调铿锵悦耳。值得称道的是，他并不为音调而音调，而是以它来配合情绪的表达，适应内容的需要，如《沪杭车中》把急促的节奏和画面的变动结合起来，以体现火车运行的动感，在《雪花的快乐》中以轻快的音节，来传达雪花迎风飘舞的感觉，表现愉悦的情绪，在《残诗》中则采用急促而又压抑的声奏，在韵脚上揩油用六行一韵，以后则两行一韵，两行一换韵，音组方面没行五、六音步，从视觉到听觉传达悱恻感伤之情，在《沙扬娜拉》中则即压内韵，还应该双声叠韵，使音调和情调一样轻柔而缠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