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没问题的。“今年夏天”是指1931年夏天，而正是此时，徐志摩以沈从文和丁玲、胡也频的故事写了一篇未结束的小说《王当女士》，发表在9月出版的《新月》杂志上。两人很可能相约各自为对方写小说，沈从文是否见到八宝箱呢?1931年6月25日徐志摩致陆小曼信中有：“叔华、从文又忙了我不少时间。”凌叔华信开头有：“十余天前从文有信来。”后面又写道：“现在从信上又提到‘志摩说过叔华是最适宜料理案件的人’。”可以推测，沈从文写信给凌叔华正是为了这八宝箱的事。可能当时徐志摩只是给沈从文看了一下文稿，然后重又寄放在凌叔华处，并告诉凌箱内藏的什么。这样才会有“这次他又告诉了我的”一句。徐志摩去世后，沈从文记起这件事，便写信给凌叔华询问。凌叔华没办法交待了，因为她把箱子给了胡适，胡适又给了林徽因。凌叔华知道箱子到了林徽因处，会出些问题，便写信给胡适，暗示他不该交给林徽因。

　　这样看来，凌叔华交与胡适的箱子，虽然还是1925年徐志摩托付给她的那只，里面的东西很可能就不尽相同了。因为徐志摩取走过一段时间，他可能拿出一些东西，也可能放进一些新的东西。箱中有陆小曼的两册日记，凌叔华和林徽因的说法完全一致，一定不会错。而这两册初恋日记，肯定不是1925年3月10日徐志摩离京之前放进去的。据《小曼日记》第一篇可知，陆小曼记日记是听了徐志摩的话，以前从没写过，而她的第一篇日记开始于1925年3月11日。

　　凌叔华晚年的信中称，八宝箱是胡适、林徽因他们逼她交出的。可从林徽因的信以及胡适的日记和信看，他们逼她交出的是徐志摩的英文日记，即康桥日记的一部分，其中内容有涉及徐、林最初相识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胡适得到八宝箱时费过一番周折。林徽因在胡适处取走箱子，并没觉得这箱子有什么特别，后来才知道是在凌老太太处见到的那只。　　现在，有些重要的情节是十分确切的。其一，徐志摩1925年出国前曾将一只箱子交给凌叔华。其二，这只箱子于1928年凌叔华去武汉时留在北京，并由友人转交徐志摩。其三，1931年夏天，徐志摩又将这箱子给凌叔华看过，可能又在她那放过一段时间。其四，徐志摩死后，箱子到了胡适手中，并由他交给林徽因。

　　故事发展到这一阶段，尚未出现什么波折，各方之间也无冲突。然而林徽因整理箱内遗稿时，得到一个消息：凌叔华处还有一本或两本徐志摩的英文日记，其中涉及徐志摩与林徽因在英国时的一些事。于是风波陡起，故事进入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