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以后，我才从郭君那儿得知徐志摩之所以每天早上赶忙出去，的确是因为要和住在伦敦的女朋友联络。他们用理发店对街的杂货铺当他的地址，那时伦敦和沙士顿之间的邮件送得很快，所以徐志摩和他女朋友至少每天都可以鱼雁往返。他们信里写的是英文，目的就在预防我碰巧发现那些信件，不过我从没发现过就是了。”

　　对于张幼仪来说，她尽可以这样怀疑，也有几分是事实，但要说全是事实，即志摩每天等的都是林徽因的信，就不对了。

　　肯定有徽因的信。1927年林徽因在美国上学，正好胡适也去了美国，3月15日给胡的信中说：“我昨天把他的旧信一一翻阅了。旧的志摩我现在真真透澈的明白了，但是过去，现在不必重提了我只求永远纪念着。”这些话，不光说明他们当年确实通信，也说明了他们当时各自的状态。

　　志摩热烈追求是不用说了，徽因这边兴奋或许是有的，没有很当真也是真的。否则不会几年之后才“真真透澈的明白了”。

　　再一个证据是，志摩一死，存在凌叔华那儿的“八宝箱”，也叫文字因缘箱，里面放的是志摩的日记和手稿，其中有《康桥日记》，立即成了林徽因务必得之的对象。她的理由是，“我只是要读读那日记，给我是种满足，好奇心满足，回味这古怪的世事，纪念老朋友而已。”(1932年农历正月初一给胡适的信)凌叔华退给她的日记中少几页，为此还和凌怄了好一阵子的气。

　　同时还有林长民的信，两人也是谈恋爱。1925年12月24日林长民死于郭松龄之役，第二年2月6日，志摩在自己编的《晨报副刊》上刊出林的《一封情书》，加了按语说：“分明是写给他情人的，怎么会给我呢?我的答话是我就是他的情人。听我说这段逸话。四年前我在康桥时，宗孟在伦敦，有一次我们说着玩，商量彼此装假通情书，我们设想一个情节，我算是女的，一个有夫之妇，他装男的，也是有妇之夫，在这双方不自由的境遇下彼此虚设的讲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