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桥重塑了徐志摩,康桥,将徐志摩彻底融化在西方文化里,其彻底性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海外留学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无法比拟的。这,正是他要追求的,他对这种融化是满意的、自得的、骄傲的。徐志摩坦然道:“我的眼光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在康桥的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说起康桥,徐志摩就有一股抑制不住的深情。他一生两次告别康桥,每次都赋诗言情。1922年第一次离开康桥时做了《康桥再会吧》,1928年又写下了《再别康桥》。

　　结束了四年欧美留学之旅,崭新的徐志摩怀揣着色彩斑斓的西洋梦,踌躇满志地回到中国,他要用西方先进的文明之水,滋润国人的心灵,改良中国盐碱化了的土壤结构。他要在新文学运动中一展身手,给中国诗坛吹去唤醒万物的春风,要向林徽因希望的那样,“用智慧的光芒照亮那灰暗的文坛”。

　　徐志摩在大学里演讲、上课,给报刊写诗歌、评论,创办文学社团和刊物,广交教育界、思想界和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文学界朋友,宣传西方自由主义政治主张和浪漫主义、唯美主义文艺思想,抨击中国黑暗政治现实和文化传统,探索中国新文学发展道路,筹办农村建设实验基地,探索中国改良主义政治道路。他尽情地将他喜欢的西方文化元素一股脑地倾倒在乡土中国土地上。就连两次到清华大学给大学生演讲,他也固执地坚持用流利的英文,按照剑桥的做派宣读他的讲稿,全不在乎学生是否能听懂。其实,他早就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西洋理想与中国现实存在着巨大的反差,理想主义者在中国必然遭受失败的宿命。但是,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要“拿人格头颅去撞开地狱之门”。然而,生活不是艺术,艺术的生活是诗人的白日梦。短短几年时间,他心中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就被现实吞噬得所剩无几,一种幻灭感笼罩着徐志摩。他在《新月》创刊号上咏叹的“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上吹”正代表了徐志摩人生的迷茫,也是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苦于迷谷无路的悲吟。他的四部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勾勒了由积极向上到颓废绝望的图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