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华瞻曾经指出：“基督教对西洋人影响很大。基督认为死后有天堂，人入天堂，可以不朽。这使西方人得到一种安慰。……我们发现，旧时一般的西洋诗虽然对死亡有所哀伤，但有一种安慰和宁静，甚至希望，因为他们相信死者在天国将有永久的生命。诗中常称死去为看到了‘天国的光辉’，看到‘黎明’等。”我认为，西方人在上帝死了之前的那漫长的岁月里宗教意识是较强的，西方十九世纪诸多浪漫主义诗人在他们的诗作中频频出现了对死亡的歌颂，对死神的欢迎。徐志摩深受浪漫主义诗人的影响，因此，徐志摩诗歌中对美丽死亡的描写，除波氏的影响外，还有济慈等人影响的痕迹。

　　徐志摩诗歌中频频出现的美丽生命终极意象，已经偏离中国传统审美的轨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上，虽然有儒、道、释三教存在的事实，但是中国是个宗教意识较为淡薄的国度，儒家思想的影响十分巨大。而儒家先师孔子面对子路的“敢问死”，只轻描淡写地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引导人们要关注今生今世，执着今生今世，大谈特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当然，中国人中也有一部分信仰佛教、道教或基督教，但那所占的人数比例不大，大多数人在生与死的看法上追随孔子。由于大多数中国人不信死后有归宿，不信“来世”，因此，哀叹人生无常、青春短暂、慨叹光阴易逝在中国古典诗词中随处可见，而谈死亡的美丽、对死亡的艳羡，几乎很难找到。所以说，徐志摩在诗歌中频频出现的美丽生命终极意象，已经偏离了中国传统审美的轨迹。

　　徐志摩诗歌中的死亡意识，还表现在诗人对制造死亡的非正义战争的抨击，对无辜死难者的同情、对死亡的恐惧等。尽管这方面的诗作寥寥无几，但也为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徐志摩诗歌中的死亡意识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从《大帅》和《人变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