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失望到顶点，哭了。

　　她劝慰我：“你应该听出你父亲的话，别叫他替你担心，乐山正武斗，乱极了!”

　　我这时才发现，她戴的不是“红卫兵”袖章，是黑纱。

　　我说：“怎么回去呢?我只剩几毛钱了!”虽然乘火车是免费的，可千里迢迢，身上总需要带点钱啊!

　　她沉吟片刻，一只手缓缓地伸进衣兜，掏出五元钱来，惭愧地说：“我是这所学校的学生，‘黑五类’。我父亲刚去世，每月只给我九元生活费，就剩这五元钱了，你收下吧!”她将钱塞在我手里，拿起笤帚，打扫厕所去了。

　　我第二天临行时，她又来送我。走到气象学校大门口，她站住了，低声说：“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他们不许我迈出大门。”她从书包里掏出一个柚子给了我：“路上带着，顶一壶水。”

　　空气里弥漫着柚香。我说：“大姐，你给我留个通信地址吧!”

　　她注视了我一会儿，低声问：“你会给我写信吗?”

　　我说：“会的。”

　　她那么高兴，便从她的小笔记本上扯下一页纸，认认真真给我写下了一个地址，交给我时，她说：“你们哈尔滨不是有座天鹅雕塑么?你在它前边照张相寄给我好吗?”

　　我默默点了一下头。我走出很远，转身看，见她仍呆呆地站在那里，目送着我。

　　路途中缺水，我嘴唇干裂了，却舍不得吃那个柚子。在北京转车时，它被偷走了。

　　回到哈尔滨的第二天，我就到松花江畔去照相。天鹅雕塑已被砸毁了。满地碎片。一片片仿佛都有生命，淌着血。

　　我不愿让她知道天鹅雕塑砸毁了，就没给她写信……

　　去年，听说哈尔滨的天鹅雕塑又复雕了，我专程回了一次哈尔滨，在天鹅雕塑旁照了一张相，彩色的。按照那页发黄的小纸片上的地址，给那位铭记在我心中的大姐写了一封信，信中夹着照片。　　信退回来了。信封上，粗硬的圆珠笔字写的是——“查无此人”。

　　她哪里去了?

　　想到有那么多我的同龄人“消失”在十年动乱之中了，我的心便不由得悲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