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找你。”

　　他说。她看着他，一点儿都不认得他的样子。

　　“我不认识你。”

　　她说。

　　“你当然认识。”

　　她叹了口气，把书摆到一边。

　　“这就是你们这些人的想法——像捡拾迷途的动物一样捡女孩子吗?你以为我是什么?”

　　“你扒走了我的皮夹。”

　　他说，并且为他用了“扒走”这个字而沾沾自喜，认为比偷、窃，甚至抢字，更口语化。

　　“你说什么?”那女子说。

　　“我知道你做了——在杂志摊那边。如果你把它交还给我，这件事就算了，否则，我就把你交给警察。”

　　她神色凝重地端详他。

　　“好吧。”

　　她说，然后从她腿上的黑包包里拿出一个皮夹。他接过来。

　　“等一下，”他说：“这不是我的。”

　　那女子跑了，他在后面追，就像电影里的画面一样——旁观的人四散躲避，那女孩闪来躲去，以免撞到人，他沉重的呼吸声提醒他，他已经老了——后来，他忽然听见后面有个女人在叫：“站住，小偷!抓住那个人!”他前面那个黑发女子不见了，这时有个穿海军装的年轻女子伸脚绊倒他，他重重地摔了一跤，膝盖和手肘都重跌在候机室的瓷砖地板上，但还是紧紧抓住那个不是他的皮夹。那是个女用皮夹，里面塞满了钱以及各种信用卡，而皮夹的主人是那个穿着滚毛边外套的金发女郎——那个稍早前他看见和黑头发的女扒手说话的女人。她也是气喘吁吁的，身边还有个警察。

　　“就是他，”金发女郎说：“他扒走了我的皮夹。”　　而他却无法向警察证明身份。两个星期后——困窘和愤怒已渐平息、家庭律师的钱也付了、家中的混乱也恢复了——早上的一个邮包寄回来了那个皮夹，没有附带任何解释。皮夹原封不动，钱一毛不少，所有的证件也都在。虽然事情过去了，那男人觉得他的后半辈子，看到警察都会不自在，在女人面前都会觉得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