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所折射出的自然是当今中国存在的一个社会问题甚至也可称之为一种社会现象，因此我们似乎也就此可以认定《极花》是一部反映社会问题的小说，而这样的故事与社会问题一般来说用一个中篇甚至是短篇的篇幅也不是不可以承载，而现在平凹却硬要将其抻到了15万字，那又会不会有“注水”的嫌疑?

　　然卒读全篇，我们发现这个以被拐和出逃为轴心的故事在15万字的《极花》中所占篇幅并不多甚至也可以说很少，更多的篇幅则留给了那个名叫高巴县圪梁村的地方:那里的社会生态和经济生态;那里的土地和那里的乡亲。

　　通过胡蝶这个倔强的个性连结起黑亮这样光棍汉群体的生活梦、连结着麻子婶、訾米这样的女性共同体、也连结着老老爷、黑亮爹、瞎子等前辈那古老而蒙昧的天地观、生命观以及冥冥不觉中的善良、简单与憨厚。

　　道出了这片贫瘠土地上时世生存的纷繁与人性物理的丰饶，也是对地方志博物志一类地方性知识谱系的精妙写照。

　　如此看来，《极花》 不仅是一部地道的长篇小说，而且还是一部烙上了贾氏鲜明印记的较为成功的长篇。这就令笔者想起了当下长篇小说写作中一个带有某种普遍性的问题。

　　在中国，衡量一个时期或者一位写作个体文学成就高低与否的一条重要标准就是看其长篇小说的成就如何? 不能说这样的标准毫无道理可言，但至少是单调简单了些，欧·亨利之与伟大作家称号联系在一起的全部原因只归于那些不朽的短篇。

　　或许正是因为我们这里这种简单单调的评价标准，导致了长篇小说写作成为我们年度写作的大户。据统计，现在我们年出版长篇小说已达4500部左右，这还不包括那些直接上传到网络上的难以统计的所谓“网络原创文学”。在如此庞大的长篇小说“产能”大军中，且不简单地说也需要“去产能”，但这个“供给侧的改革”则是绝对必需的，而改革的首要问题之一就在于所谓长篇小说之“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