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创作”这个名词，受人尊敬与注意，由五四运动而来。创作小说受人贱视与忽视，现在反而较十年前的人还多。五四运动左右，思想“解放”与“改造”运动，因工具问题，国语文学运动随之而起。国语文学的提倡者，胡适之、陈独秀等，使用这新工具的机会，除了在论文外，是只能写一点诗的、《红楼梦》、《水浒》、《西游记》等书，被胡适之提出，给了一种新的价值，使年青人用一个新的趣味来认识这类书。同时译了一些短篇小说，写了许多有力的论文。另外是周作人、耿济之等的翻译，以及其他翻译，在文学的新定义上，给了一些帮助。几个在前面走一点的人，努力的结果，是使年青人对这运动的意义，有了下面的认识：

　　使文字由“古典的华丽”转为“平凡的亲切”是必须的。

　　使“眩奇艰深”变为“真实易解”是必须的。

　　使语言同文字成为一种东西，不再相去日远是必须的。

　　使文字方向不在“模仿”而在“说明”，使文字在“效率”而不在“合于法则”是必须的。

　　同时“文学为人生”这解释，动摇到当时一切对文学运动尽力的人的信仰，因此各人皆能勇敢的，孩气的，以天真的心，处置幼稚单纯的文字，写作“有所作为”的诗歌。对一切制度的怀疑，对习惯的抗议，莫不出之以最英雄的姿态。所以“文学是一种力，为对习惯制度推翻，建设或纠正的意义而产生存在”。这个最时行的口号，在当时是已经存在而且极其一致的。虽然幼稚，但却明朗健康，便是第一期文学努力所完成的高点。在诗上，在其他方向上，他们的努力，用十年后的标准说“中国第一期国语文学，是不值得一道，而当时的人生文学，不过一种绅士的人道主义观，这态度也十分软弱”那么指摘是不行的。我们若不疏忽时代，在另外那个时代里，可以说他们所有的努力，是较之目前以翻译创作为穿衣吃饭的作家们，还值得尊敬与感谢的。那个时代文学为“主张”而制作，却没有“行市”。那个最初期的运动，并不包括物质欲望在里面，而以一个热诚前进，这件事，到如今却不行了的。一万块钱或三千块钱，由一个商人手中，便可以定购一批恋爱的或其他的创作小说，且同时就俨然支配一种文学空气，这是一九二八年以来的中国的事情。较前一些日子里，那是没有这个便宜可占，也同时没有这个计划可行的。

　　并且应当明白，当时的“提倡”者却不是“制作”者他们为我们文学应当走去的路上，画了一些图，作了一些说明，自己可并不“创作”。他们的诗可说是在一种天真心情试验上努力完成的，小说还没有试验的暇裕，所以第一期创作的成绩比诗还不如。

　　第一期小说创作同诗歌一样，若不能说是“吓人的单纯”，便应当说那是“非常朴素”。在文字方面，与在一个篇章中表示的欲望，所取的手段方面，都朴素简略，缺少修饰，显得匆促与草率。每一个作品，都不缺少一种欲望，就是用近于语言的文字，写出平凡的境界的悲剧或惨剧。用一个印象复述的方法，选一些自己习惯的句子，写一个不甚坚实的观念——人力车夫的苦，军人的横蛮，社会的脏污，农村的萧条，所要说到的问题太大，而所能说到的却太小了。中国旧小说又不适于模仿。从一本名为《雪夜》的小说上，看看一个青年作者，在当时如何创作，如何想把最大的问题，用最幼稚的文字，最简单的组织来处置，《雪夜》可以告我们的，是第一期创作，在“主张”上的失败，缺少的是些什么东西。《雪夜》作者汪敬熙君，是目前国内治心理学最有成就的一个人，这作品，却是当时登载于《新潮》、《新青年》一类最有影响的刊物上面与读者见面的。这本书，告给我们的，正是那个时代，一个年青人守着当时的文学信仰，忠实诚恳的写成的一本书。这算不得是好作品，却是当时充满认真态度完成的一本作品。

　　在“人生文学”上，那试验有了小小阻碍，写作方向保持那种态度，似乎不能有多少意义。一面是创作的体裁与语言的方法，从日本小说得到了一种暗示，鲁迅的创作，却以稍稍不同的样子产生了。写《狂人日记》，分析病狂者的心理状态，以微带忧愁的中年人感情，刻画为历史所毒害的一切病的现象，在作品中，且注入些嘲讽气息。因为所写的故事，超越一切同时创作形式，文字又较之其他作品为完美，这作品，便成为当时十分动人的作品了。这作品的成功，使作者有兴味继续写下了《不周山》等篇，后来汇集为《呐喊》，单行印成一集。且从这一个创作集上，获得了无数读者的赞赏。其中在《晨报副刊》登载的一个短篇，以一个诙谐的趣味写成的《阿Q正传》，还引起了长久不绝的论争，在表现的成就上，得到空前的注意。当时还要“人生的文学”，所以鲁迅那种作品，便以“人生文学”的悲悯同情意义，得到盛誉。因在解放的挣扎中，年青人苦闷纠纷成一团，情欲与生活的意识，为最初的睁眼而眩昏苦恼，鲁迅的作品，混和的有一点颓废，一点冷嘲，一点幻想的美，同时又能应用较完全的文字，处置所有作品到一个较好的篇章里去，因此鲁迅的《呐喊》，成为读者所欢喜的一本书了

　　还有一个情形，就是在当时“人生文学”能拘束作者的方向，却无从概括读者的兴味，作者许可有一个高尚尊严的企图，而读者却需要一个诙谐美丽的故事。一些作者都只注意自己“作品”，乃忘却了“读者”。鲁迅一来，写了《故乡》、《社戏》，给年青人展览一幅幅乡村的风景画在眼前，使各人皆从自己回想中去印证。又从《阿Q正传》上，显出一个大家熟习的中国人的姿态，用一种谐趣的稍稍夸张的刻画，写成了这个作品。作者在这个工作上恰恰给了一些读者一种精神的粮食，鲁迅因此成功了。作者注意到那故事谐谑的笔法，不甚与创作相宜，这作品虽得到无数的称赞，第二个集子《彷徨》，却没有那种写作的方法了。在《呐喊》上的《故乡》与《彷徨》上的《示众》一类作品，说明作者创作所达到的纯粹，是带着一点儿忧郁，用作风景画那种态度，长处在以准确鲜明的色，画出都市与农村的动静。作者的年龄，使之成为沉静，作者的生活各种因缘，却又使之焦躁不宁，作品中憎与爱相互混和，所非常厌恶的世事，乃同时显出非常爱着的固执，因此作品中感伤的气分，并不比郁达夫为少。所不同的，郁达夫是以个人的失望而呼喊，鲁迅的悲哀，是看清楚了一切，辱骂一切，嘲笑一切，却同时仍然为一切所困窘，陷到无从自拔的沉闷里去了的。

　　在第一期创作上，以最诚实的态度，有所写作，且十年来犹能维持那种沉默努力的精神始终不变的，这是叶绍钧。写他所见到的一面，写他所感到的一面，永远以一个中等阶层知识分子的身分与气度，创作他的故事。在文字方面，明白动人，在组织方面，则毫不夸张。虽处处不忘却自己，却仍然使自己缩小到一角上去，一面是以平静的风格，写出所能写到的人物事情，叶绍钧的创作，在当时是较之其他若干作家作品为完整的。《膈膜》代表作者最初的倾向，在作品中充满淡淡的哀戚。作者虽不缺少那种为人生而来的忧郁寂寞，却能以作父亲态度，带着童心，写成了一部短篇童话。这童话名为《稻草人》。读《稻草人》，则可明白作者是在寂寞中怎样做梦，也可以说这是当时一个健康的心，以及所有的健康的人生态度。求美，求完全，这美与完全，却在一种天真的想象里建筑那希望，离去情欲，离去自私是那么远，那么远!在一九二二年后创造社浪漫文学势力暴长，“郁达夫式的悲哀”成为一个时髦的感觉后，叶绍钧的那种梦，便成一个嘲笑的意义而存在，被年青人所忘却了。然而从创作中取法，在平静美丽文字中，从事练习，正确的观察一切，健全的体会一切，细腻的润色，美的抒想，使一个故事在组织篇章中，具各样不可少的条件，叶绍钧的作品，是比一切作品还适宜于学习取法的。他的作品缺少一种眩目的惊人的光芒，却在每一篇作品上，赋予一种温暖的爱，以及一个完全无疵的故事型胎，故给读者的影响，将不是趣味，也不是感动，而是认识。认识一个创作应当在何种意义下成立。叶绍钧的作品，在过去，以至于现在，还是比其他人某些作品为好些。

　　在叶绍钧稍次一点时间里，冰心，王统照两人的作品，在《小说月报》以及其他刊物上发现了。

　　烦恼这个名词五四左右实支配到一切作者的心。每一个作者，皆似乎“应当”或者“必须”在作品上解释这物与心的纠纷，因此“了解人生之谜”这句到现今已不时髦的语言，在当时，却为一切诗人所引用。自然的现象，人事的现象，因一切缘觉而起爱憎与美恶，所谓诗人，便莫不在这不可究竟的意识上，用一种天真的态度，去强为注解，因此王统照’冰心这两人写诗，在当时被称为“哲理的诗”。在小小篇章中，说智慧聪明言语，冰心女士的小诗，因由于从太戈尔小诗一方面得到一种启示，所有的作品，曾经一时得到非常的成功。使诗人温柔与聪慧的心扩大，用着母性一般的温暖的爱，冰心女士在小诗外，又从事于创作小说，便写成了他的《超人》。这个小说集中各篇章，陆续发表于《小说月报》上时，作者所得的赞美，可以说是空前的。十年来在创作方面，给读者的喜悦，在各个作家的作品中，还是无一个人能超过冰心女士。以自己稚弱的心，在一切回忆上驰骋，写卑微人物，如何纯良具有优美的灵魂，描画梦中月光的美，以及姑娘儿女们生活中的从容，虽处处略带夸张，却因文字的美丽与亲切，冰心女士的作品，以一种奇迹的模样出现，生着翅膀，飞到各个青年男女的心上去，成为无数欢乐的恩物，冰心女士的名字，也成为无人不知的名字了。冰心女士的作品，在时代的兴味歧途上，到近来虽渐渐象已经为人忘却了，然而作者由作品所显出的人格典型，女性的优美灵魂，在其他女作家的作品中，除了《女人》作者凌叔华外，是不容易发现了的。

　　冰心女士所写的爱，乃离去情欲的爱，一种母性的怜悯，一种儿童的纯洁，在作者作品中，是一个道德的基本，一个和平的欲求。当作者在《超人》集子里描画到这个现象时，是怀着柔弱的忧愁的。但作者生活的谧静，使作者端庄，避开悲愤，成为十分温柔的调子了。

　　“解释人生”，用男子观念，在作品上，以男女关系为题材，写恋爱，在中国新的创作中，王统照是第一位。同样的在人生上看到纠纷，而照例这纠纷的悲剧，却是由于制度与习惯所形成，作者却在一种朦胧的观察里，作着否认一切那种诗人的梦。用繁丽的文字，写幻梦的心情，同时却结束在失望里，使文字美丽而人物黯淡，王统照的作品，是同他那诗一样，被人认为神秘的朦胧的。使语体文向富丽华美上努力，同时在文字中，不缺少新的倾向，这所谓“哲学的”象征的抒情，在王统照的《黄昏》《一叶》两个作品上，那好处实为同时其他作家所不及。

　　在文学研究会一系作者中，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作者，是以落华生用作笔名的许地山。在“技术组织的完全”与“所写及的风光情调的特殊”两点上，落华生的《缀网劳蛛》，是值得注意的。使创作的基本人物，在现实的情境里存在，行为与生活，叙述真实动人，这由鲁迅或郁达夫作品所显示出的长处，不是落华生长处。落华生的创作，同“人生”实境远离，却与“诗”非常接近。以幻想贯串作品于异国风物的调子中，爱情与宗教，颜色与声音，皆以与当时作家所不同的风度，融会到作品里。一种平静的，从容的，明媚的，聪颖的笔致，在散文方面，由于落华生作品所达到的高点，却是同时几个作者无从企望的高点。

　　与上列诸作者作品取不同方向，从微温的，细腻的，怀疑的，淡淡寂寞的憧憬里离开，以夸大的，英雄的，粗率的，无忌无畏的气势，为中国文学拓一新地，是创造社几个作者的作品。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使创作无道德要求，为坦白自白，这几个作者，在作品方向上，影响较后的中国作者写作的兴味实在极大。同时，解放了读者兴味，也是这几个人。但三人中郭沫若，创作方面似不如其他两人。在作品中必不可少的文字组织与作品组织，皆为所要写到的“生活愤懑”所毁坏，每一个创作，多成立于生活片段上。为生活缺憾夸张的描画，却无从使自己影子离开，文字不乏热情，却缺少亲切的美。在作品对话上，在人物事件展开与缩小的构成上，缺少必需的节制与注意。想从作者的作品上，找寻一个完美的篇章，不是杂记，不是感想，是一篇有组织的故事，实一个奢侈的企图。郭沫若的成就，是以他那英雄的气度写诗，在诗中，融化旧的辞藻与新的名词，虽泥沙杂下，调子的强悍，才情的横溢，或者写美的抒情散文，却自有他较高成就。但创作小说可以说实非所长。

　　张资平，在他第一个小说集《冲积期化石》这书上，在《上帝儿女们》及其他较短创作上，使当时读者发生了极大兴味。五四运动引起国内年青人心上的动摇，是两性问题。因这动摇所生出的苦闷，虽在诗那一方面，表现得比创作为多，然而由于作品提出那眩目处，加以综合的渲染，为人类行为——那年青人最关切的一点——而发生的问题，诗中却缺少能够满足年青人的作品。把恋爱问题，容纳到一个艺术组织里，落华生的作品，因为只注意到文章的完美，于两性的关系，对读者而言，却近于有意回避，失败了。冰心女士因环境与身分，更加矜持，缺少对于这一方面的反映。鲁迅因年龄关系，对恋爱也羞于下笔了。叶绍钧，写小家庭夫妇生活，却无感情的纠纷。王统照，实为第一期中国创作者中对男女事件最感兴味的一人，作品中的男女关系，由于作者文学意识所拘束，也努力使作品成为自己所要求的形式，给人的亲切趣味却不如给人惊讶迷惑为多。张资平，以“说故事的高手”那种态度，从日本人作品中得到体裁与布局的方便，写年青人亟于想明白而且永远不发生厌倦的恋爱错综关系，用平常易解的文字，使故事从容发展，其中加入一点明白易懂的讥讽，琐碎的叙述，乃不至于因此觉得过长。官能的挑逗，凑巧的遇合，平常心灵产生的平常悲剧，最要紧处还是那文字无个性，叙述的不厌繁冗。年青人，民十二左右的年青人切身的要求，是那么简单明白，向艺术的要求又那么不能苛刻，于是张资平的作品，给了年青人兴奋和满足，用作品揪着了年青人的感情，张资平的成就，也可说成为空前的成就。俨然为读者而有所制作，故事的内容，文字的幽默，给予读者以非常喜悦，张资平的作品，得到的“大众”，比鲁迅作品还多，然而使作品同海派文学混淆。使中国新芽初生的文学态度与倾向，皆由热诚的崇高的企望，转入低级的趣味的培养，影响到读者与作者，也便是这一个人。年青读者从张资平作品中，是容易得到一种官能抽象的满足，这本能的向下发泄的兴味，原是由于上海礼拜六派文学所酝酿成就的兴味，张资平加以修正，却以稍稍不同的意义给了广大年青人。成功中虽即见出堕落处，然而从商品意义而言，还是应该说得到成功的。

　　因为从张资平作品中感到爱悦的人，恰恰多是缺少在那事件上展其所长的脚色。这些年青男子，是“备员”却不是“现役”。恋爱这件事在他们方面，发生好奇的动摇，心情放荡，生活习惯却拘束到这实现的身体，无从活泼，这里便发生了矛盾，发生了争持。“情欲的自决”，“婚姻的自决”，这口号从五四喊起，已喊了好几年，不少年青人在这件事上却空怀大志，不能每人都可得到方便。张资平小说告给年青人的只是“故事”，故事是不能完全代替另外一个欲望的，于是，郁达夫，以衰弱的病态的情感，怀着卑小的可怜的神情，写成了他的《沉沦》。这一来，却写出了所有年青人为那故事而眩目的忧郁了。

　　生活的卑微，在这卑微生活里所发生的感触，欲望上进取，失败后的追悔，由一个年青独身男子用一种坦白的自暴方法，陈述于读者，郁达夫，这个名字在《创造周报》上出现，不久以后，成为一切年青人最熟习的名字了。人人都觉得郁达夫是个值得同情的人，是个朋友，因为人人皆可从他作品中发现自己的模样，郁达夫在他作品中，提出的是当前一个重要问题。“名誉、金钱、女人取联盟样子，攻击我这零落孤独的人……”这一句话把年青人心说软了。在作者的作品上，年青人，在渺小的平凡生活里，用憔悴的眼看四方，再看看自己，有眼泪的都不能悭吝他的眼泪了。这是作者一人的悲哀么?不，这不是作者，却是读者。多数的读者诚实的心，是为这个而鼓动的。多数的读者，由郁达夫作品，认识了自己的脸色与环境。作者一支富有才情的笔，却使每一个作品，在组织上即或有所略忽，也仍然非常动人。一个女子可以嘲笑冰心，因为冰心缺少气概显示自己另一面生活，不如稍后一时淦女士对于自白的勇敢。但一个男子，一个端重的对生存不儿戏的男子，他却不能嘲笑郁达夫。放肆的无所忌惮的为生活有所喊叫，到现在却成了一个可嘲笑的愚行。因为时代带走了一切陈腐，展览苦闷由个人转为群众，但十年来新的成就，是还无人能及郁达夫的。说明自己，分析自己，刻画自己，作品所提出的一点纠纷，正是国内大多数青年心中所感到的纠纷。郁达夫，因为新的生活使他沉默了。然而作品提出的问题，说到的苦闷，却依然存在于中国多数年青人生活里，一时不会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