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独写乡愁，千百年来古已有之，游子之情，众生皆备，这不是余光中要做的事情，于是当我们还沉浸在诗歌所营造的这份忧伤怅惘的牵挂中时，诗人抽身而出，大胆发问隔岸的相思深情，情深几许？情感固然重要，但在诗歌创作中，如果一味以情感作为维系一切现实与虚构，政治与利益的纽带，或许在现代诗歌的语境里是行不通的。于是他开始将乡愁的内涵扩展到“人的存在”这样一个哲学高度，开始对迁居台湾的人民的孤独无依的飘零感进行刻画。出生中国大陆的台湾诗人们从小接触的是祖国的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内心深处的情感取向是趋向于故乡大陆的。随着国内两个政党的矛盾的激化，内战的爆发，他们不得不随家人迁居台湾，国外势力的深入与干涉，台湾自身的优势和发展，政治的复杂因素导致宝岛台湾经过漫长的几十年依然在世界上身处尴尬地位。当问起身份，任何一个步出了这片孤立的小岛的人都不知道该怎样回答那善意抑或是挑衅意味的问题。中国人还是“台湾人”这样的一个问题一直纠缠着他们。“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终于到了80年代，台湾政府开放人民赴大陆探亲旅游，开启两岸的民间交流活动。不满于浮萍般生存状态的台湾诗人决定要寻回自己的根。此刻似乎已经注定了余光中的“乡愁”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解构。盼了四十多年的心愿、积蓄了四十多年的乡愁，一夕时间“解放”，余光中顿时不知所措。但是当他踏上故土，才发现生活已经在无形中赋予了“乡愁”又一层含义，他这时的诗歌创作更多的不是在抒发“愁”情，而更多地在反思，在质询。几十年的漂泊生活之后，再一次返回故居，猛地发现故乡成异乡，惊讶错愕之时，更加重了诗人的愁绪，这样的悖论让人不停地叩问这多变而深刻的世界，究竟哪一样才是现实，试想故乡本该是聊以抚慰浪子之伤的心灵良方（理性世界的现实），但如今煎熬数十载之后回到故乡却发现自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感性世界的现实），这二者的错位形成了强烈的落差，造成了一种现实和梦境，政治和人性，利益和情感之间的巨大张力，给人以无尽的反思，心灵的震撼和久久的回味。夏志清在论及余光中时说：“余光中不单写往日事物，还把回忆的片段，加上书本上读到有关中国的事态，加上新环境中所经历的那些徒使他倍增乡愁的赏心乐事，一一组合起来，交织成为一个复杂多样化的形象。”[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