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一直对文天祥十分重视，所以经常派人去劝降的同时，也经常关照要主意保护他的安全，既不要让人劫走，也不要在监狱里突然死亡。总的来说，在最后下决心杀掉文天祥之前，忽必烈对他都还不错。也正因此，文天祥对忽必烈的劝降的拒绝有时候会显得十分委婉、礼貌。而这在有些人看来，就成了意志不坚定，思想动摇。

　　再来说第二个问题，即是不是民族英雄的问题。

　　确实，中国传统上没有民族国家的观念，只有“文化中国”的观念，“华夏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华夏则华夏之”，更加注重的是文化，而非种族。臣子对君主的忠诚，一般基于“忠臣不事二主”这样的道德信条，所以，不光文天祥不肯降元，即使在更早的时候，改朝换代的政权是汉族政权，也同样有守节不仕的例子。所以，在南北朝时期，北方的少数民族也有不少汉族士大夫为他们的君王尽心竭力，在两宋时期，北方的辽和金也吸收了大量汉族士大夫，蒙元也一样。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观念支配下的士大夫们的效忠对象既是君主，也是国家。君主是国家的人格化象征，效忠国家就要效忠君主，效忠君主就是效忠国家。而当君主背叛了自己的国家时，臣子就只能选择继续效忠于国家。所以，即使忽必烈派已经投降的南宋恭帝前去劝降，文天祥也没有投降。

　　但即使今天人们习惯上所说的民族英雄，也并非狭义上的民族主义者，不单是汉民族的民族英雄，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英雄。他留给人们的不是他的事业，而是他对国家的这份忠诚。这种忠诚，在“朕即国家”的时代，可以被理解为对君主的忠诚，在民族国家的时代，被视为民族英雄，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元朝所修的《宋史》也并未因为文天祥不投降而贬低他，反而对他的这种精神大加褒扬，“观其从容伏质，就死如归，是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可不谓之“仁”哉。宋三百余年，取士之科，莫盛于进士，进士莫盛于伦魁。自天祥死，世之好为高论者，谓科目不足以得伟人，岂其然乎!”

　　最后还需要提到的是，这些年来以“寻求历史真相”为名为历史上的奸佞翻案、对忠臣义士百般诋毁蔚为大观，而这种风气背后，难道没有隐藏着某种政治目的?如果说近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以来，中国人的历史叙述中队文天祥这样的人进行了政治化的解释，那么今天的解构难道不是政治化的?古人常说，研究历史需要史识和史德。今天这种解构类似岳飞和文天祥这样已经被人们当作道德楷模膜拜了近千年的英雄人物，正是没有史识和史德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