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水不掩光辉

　　另一种认识是，《宋史》上的记述纯属编造，其目的就在于诋毁这位以抗元为己任，不成，则决心以身殉国的民族英雄。其理由如下：

　　第一，一切“正史”都是胜利者写的，尽管文天祥心昭日月，尽人皆知，但元人统治者决不愿意在历史中保留文天祥的完美形象，为后世反元者树立一个完美的标本。因此，在文天祥身上泼洒些污水势属必然。

　　而对于统治者的这些惯用伎俩，文天祥思想上已有准备。早年，他怀着“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信念战斗，他所指的“汗青”，是指胜利的宋朝为他写的史册，决没有指望元人统治者为他树碑立传。他被押解到大都，拒不投降，被投入兵马司监狱后，写了一首《己卯十月一日至燕，越五日罹狴犴，有感而赋》的诗，其中即有“亡国大夫谁为传，只饶野史与人看”之句，他知道即使舍生取义，元人在史书上也不会如实记述，因而也照不了“汗青”了，他的节烈、他的英雄事迹，只可能在“野史”中流传了。

　　有人把这两句诗理解为文天祥的消沉与动摇，错!

　　第二，文天祥从至元十六年十月抵达大都，到至元十九年十二月被杀，一共被囚禁了三年零两个月。这段期间，元朝千方百计地对文天祥劝降、逼降、诱降，参与劝降的人数之多，威逼利诱的手段之毒，许诺条件之优厚，等待时间之长久，都出乎文天祥的意料。如果他有“动摇”之心，存求生之意，是有许多合适的场合可以表达的。如：

　　在许多共过患难的旧友来访时，可以推心置腹地谈;

　　在许多方外僧道来访时，可以引为同道地谈;

　　在许多元朝高官显贵，如张弘范、孛罗劝降时，可以慷慨激昂地谈(如：投降不可，愿为僧道);

　　特别是在已经投降了的宋恭帝来劝降时，他完全可以以忠臣自居，在痛哭流涕中对赵表示：“皇帝在，臣不敢死。”或者表示：“愿以余生为帝扈从。”这样，既保全了名节，又保全了生命，还为今后的入仕或入道保留了宽松的选择余地。

　　尤其是元世祖亲自见他作最后恳谈的时候，他完全可以说：“我已看破红尘，愿以黄冠终老。”或许忽必烈会慷慨答应。

　　偏偏是，他不可能推心置腹地向这个地道的叛徒王积翁谈。

　　王积翁是什么人?王积翁以荫亲入仕，文天祥以进士、状元入仕，在仕途上属于两股互相拧劲的势力;在仕宦生涯中，他们没有交集点，因而也不可能成为朋友;元人兵临临安时，文天祥临危受命，王积翁则南逃入闽;赵昰在福州登基，封王积翁为福建制置使，但元军压境时，王积翁竟献闽图籍降元为内应，活活地断送了新王朝的根基。元兵他去时，在福州的淮军欲杀王积翁以响应张世杰，竟为王积翁所灭。对于这个双手沾满宋人鲜血的叛徒，应为文天祥所不齿，文天祥怎么可能向他推心置腹地谈到黄冠、顾问之说呢?

　　要么是王积翁自编自造、自娱自乐，以提高自己的身价;要么，就是元廷与王积翁编演的双簧，以诋毁文天祥的人格，破坏文天祥在大众中的良好形象。

　　第三，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文天祥一贯的立场、一贯的言行，而不是他人转述的立场或言行。因为，他人自有他人的目的。

　　文天祥被执后，降将吕师孟趁机嘲笑他，文天祥斥责他说：“你叔侄都做了叛贼，没有杀死你们，是本朝失刑。你无耻苟活，有什么面目见人?你要杀我很容易，正好成全了我当大宋忠臣的美名!”——答得尖锐，义正词严。

　　敌帅张弘范设酒劝诱他，他说：“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答得恳切，正义凛然。

　　其他如《过零丁洋》、《正气歌》、《绝命词》等传诵千古，尽人皆知，这才是一个真实的文天祥，我们决不能让那些夹藏在故纸堆中的私货蒙蔽了我们的眼睛。

　　第四，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宋朝已经灭亡，元朝已经立国，战争状态已经结束。值此改朝换代之际，人们面临种种可能的选择，即使选择了效忠新朝，也未可厚非。然而文天祥坚定不移地选择了以身殉职，以身殉国。正因为他的选择是真诚的，并非装模作样的;是理智的，并非一时冲动的：所以，我们不可以史书上的一段未能坐实的孤证来掩盖他人格的光辉。

　　宋恭帝投降前，他起兵勤王，他是忠君的;宋恭帝投降后，他则以“社稷为重君为轻”，继续抗元;兵败被囚，元朝又利用宋恭帝劝他投降时，他很体谅恭帝的处境，只是痛哭流涕地说“圣驾请回!”，决不因皇帝的软弱来改变自己的信念。“忠君”和“爱国”这两个概念，文天祥是拿捏得非常准确的。

　　文天祥有两个弟弟，二弟文璧在元军猛攻惠州时开城投降了，三弟文璋终身不仕。文天祥认可他们的选择。他不是那种为了清誉牺牲一切的道德狂，他自己尽忠殉国，并不要求别人也跟他一样。1281年，他在写给继子文陞的信中说：“汝生父(文璧)与汝叔(文璋)，姑全身以全宗祀，惟忠惟孝，各行英志矣。”

　　好一个“惟忠惟孝，各行英志”!这一点，同明人方孝孺多么不同!方孝孺为了成就自己的清誉，竟让他的亲友“十族”八百七十三人一一罹难。

　　有人感叹地说：“国难之下，文天祥三兄弟，或殉国，或投降，或归隐，做出了迥然不同的人生选择。这可能更加反映出人性的复杂和真实。而文天祥的宽容体谅，更让我们在他高高的道德圣像之外，看到了一颗有情有欲的柔软的英雄心。”

　　当然，也有人认为，文天祥死前出现一丝犹豫，也是可能的。因为，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不怕死的人，只有不向死亡屈服的人。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无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即使文天祥在死亡前信仰松动，闪现出一丝求生的念头，也合情合理，无损于文天祥形象光辉，而是更符合人性的真实，让人更觉亲近，更加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