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之死

　　北上途中，文天祥曾绝食八日，不死。后转念，留身以俟异日，遂复食。

　　至元十六年(1279)十月，文天祥抵大都，元朝以上宾之礼接待他。受元世祖指使，劝降者络绎不绝。文天祥身着宋朝衣冠，南面而坐，表示决不向北朝屈服。

　　首先来劝降的是留梦炎。留梦炎是南宋淳祐四年(1244)状元，德祐元年(1275)拜相，文天祥见到他怒不可遏，喝道：“你好歹也是个状元宰相，有何面目再见江东父老?”留梦炎无趣，只好悻悻而退。

　　接着来劝降的是已经降元的宋恭帝赵，降元后他被封为瀛国公。文天祥请他坐下，自己面北而跪，痛哭流涕，对赵说：“圣驾请回!”赵无话可说，怏怏而去。

　　元世祖大怒，下令将文天祥的双手捆绑，戴上木枷，关进了兵马司的牢房。

　　一个月后，元朝丞相孛罗亲自开堂审问文天祥。文天祥被押到枢密院大堂，昂首而立，对孛罗仅行了个拱手礼。左右强令文天祥跪下，文天祥竭力挣扎，坐在地上，始终不肯屈服。孛罗问：“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文天祥答：“天下事有兴有衰。国亡受戮，历代皆有。我为宋尽忠，只愿早死!”孛罗大发雷霆，说：“你要死?我偏不让你死!”

　　从此，文天祥在监狱中又度过了三年。在狱中，他曾收到女儿柳娘的来信，得知妻子欧阳夫人和两个十四岁的女儿都在宫中为奴，过着囚徒般的生活。他们是文天祥仅存的骨肉。文天祥深知，女儿来信是元廷的暗示：只要投降，家人即可团聚。然而，尽管心如刀割，文天祥却不愿因妻子和女儿而丧失气节。他没有给女儿回信，只在写给妹妹的信中说：“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已如此，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又写诗道：“痴儿莫问今生计，还种来生未了因。”

　　狱中的生活很苦，可是文天祥强忍痛苦，写出了不少动人的诗篇。特别是在《正气歌》中，高歌正气，一连列举了十二位名垂青史的节烈之士：

　　有直书“崔杼弑其君”，兄弟连续被崔杼杀掉的齐国太史;

　　有直书“赵盾弑其君”的晋国太史董狐;

　　有以铁椎行刺秦始皇于博浪沙，误中副车的张良;

　　有牧羊北海，持汉使者之节十九年不屈的苏武;

　　有宣称“蜀中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的严颜;

　　有为保卫皇帝而死，血溅帝衣的晋侍中嵇绍;

　　有督战时骂敌，“嚼齿皆碎”的睢阳太守张巡;

　　有被执后骂敌不止，被割舌而死的常山太守颜杲卿;

　　有清操自励，隐居辽东，连衣冠都为当世仿效的管宁;

　　有作《出师表》，甘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

　　有中流击楫、誓清中原的祖逖;

　　有取笏击篡位者朱泚，致其头破血出的段秀实。

　　这些先贤，或以道德传世，或以功业立名，或以一死报国，文天祥自誓以他们为榜样，以存人间浩然之气。

　　至元十九年(1282)，元世祖接受以儒家思想治国的主张，问议事大臣：“南方、北方宰相，谁最贤能?”群臣回答：“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

　　于是，元世祖表示，将授予文天祥高官显位。文天祥的一些降元旧友立即向文天祥通报了此事，并以不为主子死难的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相劝。文天祥回信说：“管仲不死，功名显于天下;天祥不死，遗臭于万年。”

　　当时，中山府(今河北定县)爆发了千人以上的反元起义，有人自称“宋主”，准备劫狱燕京救出文丞相。又有匿名书云：“某日烧蓑城苇，率两翼兵为乱，丞相可无忧。”

　　人心动荡。元世祖忽必烈决定亲自提审，对文天祥作一次最后的劝降。文天祥长揖不跪，回答说：“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

　　面对着蠢动不安的形势，被囚的文天祥如虎在柙，仍然威胁着元廷的安全，元世祖终于听从了臣僚的劝告，下令立即处死文天祥。

　　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公元1283年1月9日)，是文天祥就义的日子。这一天，兵马司监狱内外，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卫兵，戒备森严。上万市民听到文天祥行将就义的消息，自动聚集在街道两旁为他送行。从监狱到刑场，文天祥走得神态自若，举止安详。临刑前，监斩官问：“丞相还有什么话要说?回奏还能免死。”文天祥喝道：“死就死，还有什么可说的!”他问监斩官：“哪边是南方?”有人给他指了方向，文天祥向南方拜了两拜，说：“我的事情办完了，心中无愧了!”于是引颈就刑，从容就义。终年四十七岁。

　　死后，人们在他的衣袋里发现了他留下的《绝命词》。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他用生命和诗作，为立国三百二十年的大宋王朝，涂抹了最后同时也是最亮丽的一笔。

　　行刑前“动摇”了么?

　　然而，据《宋史·文天祥传》载，行刑前，元世祖忽必烈曾派遣投降的南官王积翁到文天祥的牢房，传达皇帝打算重用他的圣旨。

　　文天祥回答的原文是：“国亡，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

　　这段话实际上有两层意思：一是，如果能以道士身份归隐故乡，将来以方外之人的身份，可以给元朝朝廷出些主意(备顾问);二是，你们想用我，主要是看中我的名节，如果马上要我当官，实际上是毁了我一生的名节，一个没有名节的人，又有什么价值?又怎么可能为你们所用呢?

　　《宋史》上的记载是真是假?以民族英雄著称的文天祥死前“动摇”是有是无?一时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

　　一种认识是，《宋史》上的记载不可能有假，至于文天祥为什么这样说，则可以有种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宋史》作者没有必要给文天祥抹黑。其理由是：

　　首先，《宋史》写成于元至正五年(1345)十月，至正六年(1346)在江浙行省刊刻，距宋之亡、天祥之死已六十多年。文天祥生前死后之时，大局欠安，元人也不曾对他诋毁、非议，几十年之后，时过境迁，完全没有必要再出此脏笔，在文天祥身上抹黑。

　　其次，《宋史·文天祥传》的编写者对文天祥甚为敬佩，赞誉有加，其传后“论曰”中，除使用了仁人、志士等赞语外，竟称其为宋三百余年仅见之“伟人”，这一用词，在《宋史》中绝无仅有。这样的执笔者，不可能在文天祥身上抹黑。

　　再次，同清人修《明史》相比，《明史》从顺治二年(1645)始修，到乾隆四年(1739)刻成，历经四朝，审核删改，凡九十五年，可谓雕章琢句，用尽心机，而元人则无此心态。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三月，下令辽、金、宋史同修。至正五年十月《宋史》成，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而其篇幅之浩繁(四百多万字)，则为此前十九史之冠。编写者大略只是就现有资料梳理缀集而成，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刻意地另编一些故事，来给文天祥抹黑。

　　第二种解释是，这是文天祥放的烟幕弹，他可能另有图谋。

　　论者认为，以文天祥之顽强，他决不甘心于引颈就戮，倘能逃出樊笼，登高一呼，应者自当云集，他日之事，则未可料也。欺骗自己人叫说谎，欺骗敌人叫智慧，所谓“兵不厌诈”是也。为什么他不向自己的故交旧友、方外僧道以及种种色色的劝降者透露这番“心事”，而偏偏向这个无耻的叛徒透露这番“心事”呢?因为其中有另一层用意：他的计划一旦成功，传话者将受到严惩。

　　王积翁从叛徒心理出发，他认为文天祥确乎动摇了，先当道士，再“备顾问”，岂不是曲线投降了么?他大喜过望，立即向元世祖报告，并联合谢昌元等十人上书，“请释天祥为道士”。

　　另一个叛徒留梦炎则警惕性比较高，他反对说：“上次文天祥被抓，逃脱后就起兵反元;这次你把他放了，如果他再到江南起兵反元，那我们十人可就得吃不完兜着走了。”

　　忽必烈一想也对。他要的是奴才式全心全意的投降，不能容忍这样模糊的态度，于是把文天祥又送回了监狱。

　　如果文天祥真的被释，其结果将是不可预料的。

　　第三种解释是，文天祥久有出世之心，以道士身份隐居是他的一种选择，至于备不备顾问，说法而已。其根据是：

　　其一，文天祥很早就倾心道教，早年写的《借道冠有赋》云：

　　病中萧散服黄冠，笑倒群儿指为弹。

　　秘监贺君曾道士，翰林苏子亦祠官。

　　酒壶钓具有时乐，茶灶笔床随处安。

　　幸有山阴深密处，他年炼就九还丹。

　　诗人病中借来道服、道冠，穿戴着非常得意。从字面上看，这首诗似乎是游戏之作，实际上却代表了作者对修道、炼丹等道家生活的向往。

　　其二，1280年中秋夜，被忽必烈赐为道士的汪元量挟琴至监狱为文天祥演奏《胡笳十八拍》。《胡笳十八拍》是汉末著名文学家、古琴家蔡邕的女儿蔡文姬的作品，亦诗亦曲，叙唱的是她被匈奴掳获后的悲苦生活和思乡别子之情。文天祥听后自然是感慨万千，也写了一首《胡笳曲》，值得注意的是，他序后的署名却是“浮休道人文山”。“浮休”语出《庄子》“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从文天祥自名“浮休”看来，他其后“得以黄冠归故乡”的言语，也并非没有思想基础。

　　其三，文天祥有二子，一名道生，一名佛生，可见他早就同佛道结了不解之缘。《续资治通鉴》作者毕沅在《敬题文文山先生遗像后》中也说：“黄冠遁世悲无地，白刃飞头毕此身。”可见，这位后世著名史学家也相信，文天祥是有“黄冠遁世”之念的，可惜的是“白刃飞头”，了却了他英雄的一生。

　　其四，在文天祥看来，出世也是一种反抗，死节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最初，当他被押到广州时，劝降的人嘲笑他说：“国亡矣，忠孝之事尽矣。正使杀身为忠孝，谁复书之?”文天祥回答说：“殷之亡也，夷、齐不食周粟，亦自尽其义耳，未闻以存亡易心也。”可见，在文天祥看来，出世也是一种反抗，只要能“自尽其义”，不易其心，并不一定就要“杀身”，就像古代的伯夷、叔齐，就像三百多年之后的王夫之。

　　其五，长期的牢狱生活，以及佛道思想的长期熏陶，或许使得他的价值观有所变化。有个叫灵阳子的道士到监狱中来跟他谈道，似乎让他突然之间大彻大悟，对于功名、生死、忠孝等等，都有了一番全新的认识。他对灵阳子有一首赠诗，题名很古怪：《岁祝梨单阏、月赤奋若、日焉逢滩，遇异人，指示以大光明正法。于是，死生脱然若遗矣。作五言八句》。题中的岁、月、日，是古代的一种记时法，保留在道家及民间的一些秘密团体里。这时，他既不像许多遗民那样坚持用宋朝纪元，也不像许多投降者那样用新朝纪元，定含有一定的密义。其诗云：

　　谁知真患难，忽悟大光明。日出云俱静，风消水自平。

　　功名几灭性，忠孝大劳生。天下惟豪杰，神仙立地成。

　　这首赠诗，与文天祥《正气歌》等正气凛然的作品迥然有别。可见，在儒家杀身成仁、忠君守义的悲壮精神之外，确实还有一个在佛道之间徘徊、寻求解脱的文天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