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以为，汪曾祺最为“复杂”的经历，便是他在“文-革”时期曾经担任《沙家浜》的主要编剧并且受到江-青的“赏识”。陆著不为尊者讳，在很忠实地记述汪曾祺“文-革”经历的同时，又很详细和令人信服地揭示出，特殊处境中的汪曾祺并没有发生精神的畸变，他只是以相当平常的心态来看待自己的“知遇”。他“对江-青既心存感激，又诚惶诚恐，有时还流露出知识分子的一点傲气和几分自得，但绝不奴颜婢膝，更不阿谀奉承”。所以他在《沙家浜》的“智斗”一场中不顾江-青“江湖口太多”的指责，瞒天过海地保留了阿庆嫂“垒起七星灶”那一段后来被广泛传唱的著名唱词。1970年5月，当他获得登上天-安-门的“政治殊荣”时，“也没有激动得‘热血沸腾’”，而是“看着铺在桌子上的一大摊改了又改的文章草稿，居然向军代表建议：‘能不能另换老杨去?’”这些记述都使我们认识到，汪曾祺所执著与热爱的，无疑是一种健康、纯洁与明净的人生。这样的人生，有着自己的尊严与底线。汪曾祺的精神人格，没有丝毫的心机与杂质，更是没有令人不齿的政治趋附。实际上，汪曾祺被陆著以“祸福相倚”所精当概括的“文-革”经历，也在另外的意义上透露和诠释了他的“生的执著与热情”所具有的丰富内涵，提供了“拷炼”汪曾祺的精神与人格的“宝贵”机缘。这样一来，陆建华的著述，倒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每一个个体生命如何对待载浮载沉的自身命运。在运交华盖的时候，能够保持“生的执著与热情”自属不易，而在被权力“恩宠”和“有幸选中”的时候，能够不骄矜、不忘形，从而保持清醒，坚守底线，执著于一种健康、明净和葆有尊严的“生”，则更加困难。我想这样的启示对于思考知识分子的当前命运，应该具有突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