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自称“是个吊儿郎当的学生”，他晚年回忆说:“我不好好上课，书倒真也读了一些。中文系办公室有一个小图书馆，通称系图书馆。我和另外一两个同学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看书。系办公室的钥匙就由我们拿着，随时可以进去……有的同学看书是有目的有系统的。一个姓范的同学每天摘抄《太平御览》。我则是从心所欲，随便瞎看。我这种乱七八糟看书的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我觉得这个习惯挺好。”多数教授对他这样的学生还算宽松，因而他能经常旷课而照常毕业。但朱自清对学生要求很严，三天两头考试，汪曾祺说:“我老是缺课，因此朱先生对我印象不佳。”教西洋通史的皮名举一次布置学生画历史地图，对汪曾祺交上去的马其顿地图批了一行字:“阁下所绘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期末考试给了他37分。这样一来，按照当时的章程，汪曾祺下个学期必须考到83分，凑成120分，两学期平均，才能及格。下个学期考试时，汪拉了两个历史系的同学坐在他左右两边，左边抄一道题，右边抄一道题，最后得了85分。

　　汪曾祺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来源： 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