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终于有人明确指出：“真正使新时期小说步入新的历史门槛的，应该是手里擎着《受戒》的汪曾祺。”我第一次接触《受戒》是在上大学后不久，我的老师推介给我一个具有人文主义的也是有“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之称的汪曾祺先生。汪曾祺其实早年也受到过外国文学的影响，包括“意识流”的作品。但回归到现实主义中来，中国的学者总是要讲究民族的传统。“这种现实主义是容纳各种流派的现实主义; 这种民族传统是对外来文化的精华兼收并蓄的民族传统。”此外，汪曾祺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同时还阐述自己真正的文学世界观，既是不为政治，建立一个和谐的观点去玩生活。文革的汪曾祺做过右派，他说过这样很有趣的话，“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平淡了”(《随遇而安》)。

　　《受戒》我想是汪曾祺最美好的一个梦，是怀着故乡情怀，和青春遐想的一段际遇。人总是讲究际遇的，因为那是人作为有个体意识的潜在条件。我想起我十几岁的时候也是意气风发的，只是在感情上总是有着一种空濛迷离又诱人神往的想象。《受戒》里这个迷人的梦，如作家的许多风俗画作品一样，是以江苏高邮(汪老故乡)为背景的。旖旎的水乡风光下，女子也是含蓄娇柔的。小英子虽然出身农家，却是个有着江南女子的气质，她年龄小，有着好奇心同时怀着善念，向往恬静与单纯。其实这部作品中的人物都是有着朴实的而又突破禁忌的品格，放到当下的当代中国文学当中，那是一种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的写实观，也是在传统生活与文化下铸造的文人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