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小城人性善

　　闾巷平民、运河人家是汪曾祺熟悉的亲人。他总是以深深的敬意、至诚的感情，把故乡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市民百姓作为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这正如汪曾祺在《我的世界》中所说的那样，“我熟习这些属于市民阶层的各色人物的待人接物，言谈话语，他们身上的美德和俗气。这些不仅影响了我的为人，也影响了我的文风。”故事中的人们，虽然地位不同命运不一,但平实的文字背后都有着深藏其中的共同之处，那就是从人物身上散发出来的真实和善良，是他作品中最无法抗拒的魅力。人物喜怒哀乐，读者随之而喜怒哀乐，这样的牵动人心，是文字和结构编排无法做到的。于是，即使汪曾祺老先生的小说也许不像其他作品那样文字华美，情节刺激，却依然让人情不自禁地沉浸在其中，沉浸在他的平实无华的文字中，沉浸在他充满情趣与灵气的描写中，沉浸在小说中每个人物的纯朴善良中。

　　汪曾祺在旧高邮的脉脉风情中，构筑、欣赏、书写着人性的篇章，他用那支似散漫淡泊却深藏底蕴的笔，在散发着乡土气息的氛围中，不紧不慢地发掘着弥漫在劳动人民身上的质朴、纯净、高尚、坚强的情操。汪曾祺笔下没有权势显赫的达官贵人，没有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故事中的人物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多是凡夫俗子、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他们中间有《岁寒三友》中做生意的王瘦吾、陶虎臣，有《三姊妹出嫁》中卖馄饨的秦老吉以及他的分别为皮匠、剃头的、卖糖的3个女婿，有《受戒》中的一群和尚，有《大淖记事》中的锡匠和挑夫，连唱戏的、渔人、瓦匠、地保、屠夫，也成了汪曾祺作品中的主角，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更无传奇的经历，只是生活舞台上的龙套角色，虽然在生活里各自负着不同的重压，但他们都具有一个共性——纯朴的人性、健美的人情、美好的心灵、正直的人格。

　　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汪曾祺曾明确指出：“我有一个很朴素、古典的说法，就时写一个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4]而且他还有一种“想把生活中的美好的东西，真实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别人，使人们的心得到滋润，从而提高对生活的信念” [5]的强烈欲望，这在他的创作中是显而易见的。他笔下的人物，凡是赢得作者肯定的，都是具有传统道德风貌和自然生动人性的人，他的市井作品的主旋律也洋溢着对健康人性的热爱与对传统美德的推崇。

　　《岁寒三友》中的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都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对人从不尖酸刻薄。对地方公益从不袖手旁观”。三人的生活并不怎么宽绰，但当地方上要做公益，需要捐款，“首事者把捐薄伸到他们面前时，他们都会提笔写下一个谁看了也会点头的数目。”三人的急公好义在地方上是出了名的。在朋友身处困境需要资助时，王瘦吾、陶虎臣为靳彝甫凑足路费，让这位有才华的穷画师外出谋生;王瘦吾、陶虎臣的生意破产，家里的生活跌入低谷时，陶虎臣变卖了三块祖传的视若性命的田黄石章，脱朋友于困厄。《徙》中的高北溟为了恩师的遗稿得以刻印节衣缩食，周济恩师的儿子。《鉴赏家》中卖水果的小贬叶三与季陶民间高册流水、生死不渝的友情。《钓鱼医生》中王淡人免费治病救人。《金大力》中的金大力，他当上瓦匠头儿，不是因为德高望重，不是因为技高一筹，也不是因为能言善辩，而是因为勤恳、实在、对人诚心、体恤他人，这才赢得居民和瓦工的信赖。作者赞美金大力的为人，其实就是赞美一种做人的准则。再如《岁寒三友》写农历八月十六阴城放焰火的风俗，作者极力叙述阴城的祥和喜庆，而把欢乐的制造者陶虎臣隐去，让他消融在欢乐的人群中。然而读者看到了陶虎臣用劳动为他人提供化了的善良人品。这些生活于社会下层的普通人虽然社会地位不高，却多具仁人君子的热肠，有一颗博大的仁爱之心。他们热情诚恳，正直善良，多情重义，舍己助人，在平凡的命运与原始的生活状态中，揭示了自然真率的人性，浑朴的人情、乐观健康的生活情趣和勇敢执着的生活信念。这一系列的形象，其主要特征是“善”，寄托了作家自然的人性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