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 年7月的一个中午，汪曾祺突然接到通知，让他在当天下午4时收拾干净后，到剧院军代表办公室里去。汪曾祺赶紧理发、洗澡、换衣服，谁曾想到，当他毕恭毕敬地走到军代表办公室，在首先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为人民服务，要斗私批修”之后，只听得军代表对他表情严肃地宣布：“现在党和人民给你一个戴罪立功、重新做人的机会。

　　”随后，汪曾祺被一个年轻的军人带上，乘上了一辆黑色小轿车，直接驶向钓鱼台国宾馆，并在十七号楼受到江青的接见。

　　江青此番破例召见，正是为了修改《沙家浜》。此后，在前门打磨厂胡同和“广和剧场”，汪曾祺等人随时听从江青的调遣，即席进行《沙家浜》的突击修改和排练。

　　汪曾祺在江青的控制使用下创作长达10年。因为受到江青的重用，“文革”之后，他又被列为“说清楚”对象，还被立了专案。后来，他写道：我对于许多同志对江青的刻骨仇恨，看不到，感受不到。因为我一直感念她的好处。她一到节骨眼上，就想起我，我就得给她去卖命。有的同志说我是“御用文人”，这是个丑恶的称号，但是这是事实。

　　应该说，在许多人跳出来欲证明江青是一个坏人的时候，汪曾祺仍然是一个朴素的文人。

　　后来，汪曾祺在1980年发表小说《受戒》，受到普遍赞誉，随后一发不可收，出版多卷本《汪曾祺文集》，成为晚年大放异彩的作家。

　　李承祥：把“娘子”变成“军”的设计师

　　1964年，时任中央芭蕾舞团艺术室编导、33岁的李承祥开始《红色娘子军》的创作时，他不会想到这部芭蕾舞剧将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

　　排练时，芭蕾舞演员们发现从原来的半踮脚尖地走路，转变为平脚走路，脚后跟都适应不了;编导们则苦恼于传统手法的失效：原本表现男女之间爱意的双人舞动作用来表现琼花和南霸天之间的冲突，结果自然啼笑皆非。最初这个舞蹈得到的评价是“太像娘子，不像军”。　　随后，李承样和另外两位编导蒋祖慧、王锡贤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创新。他们把西方的芭蕾舞和中国的民间舞、拳术、军事动作加以融会，于是有了后来看到的吴清华“倒踢紫金冠”、“乌龙绞柱”、“掀身探海”等经典舞蹈动作。李承样所编的第四场“斗笠舞”，也是运用中国民间舞素材与芭蕾技巧相结合，优美如画，颇有民族特色。其伴唱的歌曲：“万泉河水清又清，我编斗笠送红军……”几十年来已随着舞蹈广为传唱，脍炙人口。

　　《红色娘子军》被封为“样板戏”之后，其地位堪称登峰造极;可江青一伙的介入也给中央芭蕾舞团带来了几乎致命的打击。李承祥后来也被作为“走资派”关进牛棚，一个月后因有人贴大字报替他平反才恢复了工作，但也仅限于演南霸天。1976年后，李承祥担任了中央芭蕾舞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