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真是神仙过的日子。没有领导，不用开会，就我一个人，自己管自己。这时正是马铃薯开花，我每天趟着露水，到试验田里摘几丛花，插在玻璃杯里，对着花描画。天渐渐凉了，马铃薯陆续成熟，就开始画薯块。画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一块马铃薯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

　　沽源是绝塞孤城。这本来是一个军台。清代制度，大臣犯罪，往往由帝皇批示“发往军台效力”，这处分比充军要轻一些(名曰“效力”，实际上大臣自己并不去，只是闲住在张家口，花钱雇一个人去军台充数)。我于是在《容斋随笔》的扉页上，用朱笔画了一方图章，文曰：

　　效力军台

　　白天画画。晚上就看我带去的几本书。

　　1962年初，我调回北京，在北京京剧团担任编剧，直至离休。

　　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不等于不是右派了。“文革”期间，有人来外调，我写了一个旁证材料。人事科的同志在材料上加了批注：

　　该人是摘帽右派。所提供情况，仅供参考。

　　我对“摘帽右派”很反感，对“该人”也很反感。“该人”跟“该犯”差不了多少。我不知道我们的人事干部从什么地方学来的这种带封建意味的称谓。

　　“文化大革命”，我是本单位第一批被揪出来的，因为有“前科”。“文革”期间给我贴的大字报，标题是：

　　老右派，新表演

　　我搞了一些时期“样板戏”，江青似乎很赏识我，于是忽然有一天宣布：“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这主要当然是因为我曾是右派。在“控制使用”的压力下搞创作，那滋味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