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真正以小说确立其在当代文坛上的位置，是20世纪80年代初。1980年，他的小说《受戒》在《北京文学》10月号发表，立即以其独特的风格引起了文坛震动。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仍然浓厚的历史条件下，力主发表这篇小说的主编李清泉表现了相当的勇气。《受戒》标志着这位老一辈作家的复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重操旧业”。此后，汪曾祺老树频发新芽，迎来了创作的第二个春天。他连续发表了《异秉》《大淖记事》《岁寒三友》等代表性小说，及相当数量的散文和评论。《受戒》和《大淖记事》连获1980年度和1981年度“北京文学奖”，《大淖记事》另获1981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些小说大都以高邮的旧时生活为背景，用抒情的笔调，以回忆童年为视角，着意挖掘平民生活中的人情美，民间审美立场洋溢其间。在新时期的小说中，汪曾祺以他独特的语言和人物世界，奠定了在文学界的地位。

　　汪曾祺作品集的插页中，经常出现一幅老眼上看、白眉皱纹大脑袋的照片，给人慈眉善目之感，迥异于鲁迅冷对千夫的横眉。再看他的作品，更觉像一位老邻居，整天在纸烟的雾中讲述着普通人的故事。其实这只是一面，他还有很个性的一面。据汪曾祺的领导———原北京京剧团副团长萧甲回忆，汪“才气逼人”，“据说解放初时是比较傲的”。他曾经自己说，“在江青面前，他是惟一可以翘着二郎腿、抽烟的人”。他的这种个性也鲜明地体现在文学观念上。比如，他认为小说的语言就是内容。1987年在耶鲁和哈佛的演讲中，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他取笑那种“小说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的说法，认为这就像说“曲子不错，就是旋律和节奏差一点;画画得(http://www.010zaixian.com/wenxue/)不错，就是色彩和线条差一点”。他坚持认为“短”是现代小说的特征，从来不写长篇，最长的小说一万七千字，最短的如《虐猫》，仅六百字。他对中国作家的评价很独特，只信服三个人：鲁迅、沈从文、孙犁。外国作家，他不欣赏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而“终生膜拜”一个叫阿索林的作家，为此还写过一篇《阿索林是古怪的》，这篇文章本身也很古怪，六百来字，没有作深入分析，只认为阿索林对塞万提斯的看法独特。这让人觉得这是他喜欢阿索林的惟一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