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与《受戒》《大淖记事》(2)

时间:2021-08-31

  二、汪曾祺作品的诗性世界

  1980年5月至1981年9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连续写出《异秉》《受戒》《岁寒三友》《大淖记事》《晚饭花》等八篇故乡系列小说

  代表作小说《受戒》一万两千字,发表于《北京文学》杂志。小说的题目是《受戒》,但“受戒”的场面一直到小说即将结尾时才出现,而且是通过小英子的眼睛来写的,作者并不将它当成情节的中心或者枢纽。小说一开始,就不断地出现插入成分,叙述当地“当和尚”的习俗、明海出家的小庵里的生活方式、英子一家及其生活、明海与英子一家的关系等等。不但如此,小说的插入成分中还不断地出现其他的插入成分,例如讲庵中和尚的生活方式的一段,连带插入叙述庵中几个和尚的特点,而在介绍三师傅的聪明时又连带讲到他“飞铙”的绝技、放焰口时出尽风头、当地和尚与妇女私奔的风俗、三师傅的山歌小调等。

  荸荠庵和尚们打牌、杀猪、吃肉、谈恋爱、找媳妇,虽然有违宗法制度和佛教清规,却是真真正正的人性的舒展和生命的欢娱。《受戒》表面上的主人公是明海和小英子,实际上的主人公却应该是这种“桃花源”式的自然纯朴的生活理想。这个桃花源中诸多的人物不受清规戒律的约束,其情感表露非常直接而且质朴,他们虽然都是凡夫俗子,却没有任何奸猾、恶意,众多人物之间的朴素自然的爱意组成了洋溢着生之快乐的生存空间。作者以一种通达的甚至理想化的态度看待这种生活,没有丝毫的迂腐习气,他塑造的这个空间是诗意的,而又充满了梦幻色彩。

  汪曾祺的小说营造了一片没有权力浸染纯然而宁静的乡土,一片近乎童年记忆般和谐温馨的所在。这里没有宗法的约束,没有现代文明的挤压与喧扰,有的是一派自然与随和,有的是任性率真的人情与人性。汪曾祺说过:“我写《受戒》主要是说明人是不能受压抑的,反而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我写了人性的解放。”后来汪的女儿曾问还能写出一篇受戒吗?汪回答写不出来了。机缘所造,无法强求。大凡优秀的文学作品,一经诞生便成为不可复制的“文学的存在”,因为“文学作品作为独特的精神生产,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现象”。

  《受戒》的问世,引起文坛震动,文坛的创作生态环境因为这篇小说而得到改变。“作者不是袭用固有的模式去写情如火炽,也不是重蹈窠臼,去写缠绵悱恻,而是让人物根植于生活的沃土,让感情的禾苗自然地萌发和滋长。”

  小说最后注“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汪曾祺写得最好的作品大都属于对往事的回忆,尤其是对童少年时期故乡人事的回忆。这种回忆经过时间的沉淀,已经除去了感伤色彩。回忆往往是散漫的,东拉西扯的;回忆又总是有趣味的、让人愉快的人与事,那么,让汪曾祺最愉快的就是童年往事,故乡生活中的人、物、景,也就是民俗与民情。小说就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写成小说。

  《大淖记事》不是散文,但却具有散文的从容。本来有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但作者偏偏不着力于故事本身,而是从背景中推出故事和人物。放在三十年代,就是《啼笑因缘》,放在四十年代,就是《白毛女》,放在五十年代,就是《红旗谱》。但这样写太像小说了,情节大开大合,情感大悲大喜,但却陷入一种窠臼。他解构了传统小说对情节所倾心的戏剧性,消解了传统小说所热衷的单一情节模式,情节的淡化是为了尽快弥合巧云和十一子的爱情创伤,结果是正义和善良驱散丑恶,更加和谐。

  小说一共六节,主要人物巧云一直到第四节才出场,前三节,作者随意地写大淖的风景、风俗,正是因为写足。写透了大淖的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不一样,才从容写出“这里的人也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

  沈从文“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边城》中作者借故事的铺陈寓意整个边城之平静和隐忍,就如同等待的翠翠一般,不管内里有多少的起伏,外表总是一样。正因为作者相信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无常的命运,它们往往不归咎于人事,只归咎于天命。推重湘西人的人生方式,隐含了对现实生活古老美德和价值观失落的痛心,是对重建民族品德和人格的希望。

  《大淖记事》的结尾,作者写:“十一子的伤会好么?会。当然会!”《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大淖纪事》是汪曾祺的代表作,将两者进行文本互读,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沈从文在文学史上更多的是扮演了一个诗性家园的寻找者;而汪曾祺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守望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大淖纪事》是对《边城》的改写,是跨越时代的一次对话。在汪曾祺的作品中,体验不到宿命的恐惧或是悲剧性的崇高,他只想以柔和安静之美将人带入一个温暖的世界。如同作者所说:“我不想对世界进行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严峻的拷问;我也不想对世界发出像卡夫卡那样的阴冷的怀疑。我对这个世界的感觉是比较温暖的。就是应该给人们以希望,而不是绝望。我的作品没有那种崇高的、悲壮的效果。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