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灯光

　　被学校开除后，父亲从此就失业了。沈从文想方设法帮他找工作，都未能如愿，后来他在昆明郊区一所乡村中学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在这所中学，他遇上了比他早到这个学校的大学外文系女同学施松卿，也就是我们的母亲。他们原本在学校就认识，只不过那时外文系瞧不起中文系学生，他们嫌中文系学生长袍马褂土气。但最让母亲终生难忘的是，母亲每天晚上摸着黑路回宿舍途中，父亲屋里总有一片灯光支撑她的胆子，母亲后来对我们说，她当时是非常感动的，她还肯定那片灯光是父亲特地为她留的。而父亲后来说，他只不过习惯熬夜写文章，灯光是自然点到那时，并非为她留的。听到这，我们都笑了起来。

　　离开那所学校后，他们结伴到香港，在香港分手后，母亲回福州一所教会学校教书，父亲到了上海，在上海尽管也得到沈从文的帮助，但仍很长时间未找到工作，后来还是在郊区一所私立中学当了老师。

　　父亲去世后，上海一个50多岁的中年人，特地给我们写信说他是父亲的学生，这些年，他之所以还记得父亲，是因为父亲当时的课教得很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此是题外话了。

　　大概是1948年，母亲从福州应同学邀请到北大当助教，这时母亲写信给父亲问他过不过来，父亲接信后立即赶到北平，两人终于走到了一起。直到1958年父亲被补划为右派下放到外地，还给母亲留了一封信，让她等他回来。除了这场政治风波外，他们再也没有分开过，1997年父亲病故，1998年母亲离世，这一先一后相隔不过一年，似乎相依为伴的冥冥天意。

　　家庭地位

　　父亲的性格是出了名的温和。在家里父亲从未对我们高声说过话，相反，我们倒显得无法无天。他在家庭的地位很低，因母亲不会做饭，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烧饭，一日三餐都是他做好，我们吃现成的。那时，我们丝毫没有把他当大作家看，还时常半真半假攻击他，每当他说起自己老家的事，我们就开玩笑讽刺他地主老爷子，他也就不说了，这也许是他很少和我们谈家世的原因吧。

　　在家里，不仅我们攻击他，连孙辈们都说他，孙女上小学时，老师要他们多记些形容词，这样作文写得会漂亮。她感到天天守着一个大作家，应该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谁知翻开爷爷的书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一个形容词，于是孙女批评爷爷说：“你的文章没有形容词，给我们老师评最多是二类文。”父亲听了高兴地说：“说得好，我的文章没有形容词。”父亲往往写好文章后总是让我们先看，我们就用非文学的眼光给他提意见，他很在乎我们的意见，只要我们提了他马上就改，然而对于语言，我们从不敢提。

　　父亲在文学上是绝对傲气的，他从未教过我们什么，在文学上也许他把我们看扁了。汪朗记得他惟一教过自己一次的是，升中学时，由于他的作文很差，在母亲强大的压力下，父亲给他做了一次辅导，也就是这一次辅导，使他的作文得了高分，被录取到北京一所著名的中学。以后再也没有过这种事了。后来，汪朗到报社工作，把发表的文章拿给父亲看，他大都是不表态，“我知道，他不表态就是不满意。尤其别人让他看文章，他从不轻易评价，要让他说个好字简直太难了。”汪朗说。　　嗜酒如命

　　父亲嗜酒如命。他曾在文章里记述了年轻时醉卧街头的经历。母亲总希望父亲戒酒，可吵吵闹闹到老也没有戒掉。那时，家里戒酒运动一掀起，我们就限制他一天只能喝一顿，但他喝一顿不过瘾，就一个人偷偷到外面上馆子喝。有时在家里偷偷溜到厨房拿起瓶子倒上一盅就仰脖一饮而尽。本来厨房只有一个酒瓶和一个酒盅，没过多少日子，瓶子多了起来，母亲是不知道的，但我们发现了就背下里指指他：“又喝酒了。”他是一笑了之，我们从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母亲。他平常喝的酒不会超过五六元一瓶，有人来看他，知道他喝酒，总是带点好酒来，但他舍不得喝，只有在全家聚会的时候才拿出来。他的工资和稿费每次拿到后，就冲着母亲说：“交柜、交柜。”每个月只留下一点酒钱，他存的钱不过几百元压在床下，以备不时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