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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

　　我认为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首先是视觉化，即他笔下所写，大体是可见的，这与他尽可能不直接描写心理是相关的。他重视视觉化，与他具有深厚的书画等视觉艺术素养有关，也与他长期从事戏剧编剧有关。从视觉化这一特点，当然就可以进一步分析出其作品具有色彩明丽、意境淡远等特色，这已为众多论者注意到。艺术形象的可见性，也暗示出汪曾祺的基本生活态度，他是一个自觉的旁观者，他在生活中具有极大的观察兴趣，除了《看水》、《寂寞与温暖》两篇自传性小说，在他的大部分小说中，他都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许多作品的素材来源，正是他热心旁观的结果。但他的热心，仅在于旁观，而不在于投入性的参与。也就是说，他对了解是有热心的，而他对被观察对象，却基本是不动情的。这种不动情，不是他冷漠，而是因为他有极大的无力感。他对加之于自身的苦难，都取比逆来顺受更彻底的屈服姿态──随遇而安，何况对加诸旁人的苦难?无力感是传统型知识分子在现代体制高压下灵魂垮掉的普遍精神状态，汪曾祺也概莫能外。作为心性敏感的艺术家，汪曾祺当然不甘于灵魂垮掉，但作为一个传统型知识分子，唯一能够填补其精神空虚的，就是传统文化中用于消磨意志的琴棋书画了。而他的作品，也因此具有对读者的某种意志腐蚀性，但这是他自己不能负责的。他首先要消磨的，是自己的意志。由于他的作品艺术性相当高，他对自己的意志消磨是成功的，而对读者意志的消磨，成功率也很大。

　　汪曾祺小说的第二个艺术特色，是淡化主题。在汪曾祺的作品中，塑造有个性的人物基本上不是他的艺术追求，所以他的作品大体没有思想主题。我们甚至可以说，有过长期编剧经历的汪曾祺，是在有意识地反戏剧化。他的作品基本上没有矛盾，没有戏剧冲突，更没有戏剧高潮，甚至没有大部分小说通常具有的吸引人的故事情节。所以他的作品就呈现出“散文化”、“笔记小说”的特点。他淡化了矛盾、淡化了冲突、淡化了高潮、淡化了情节，常常离题万里，因而作品有一种未完成感。小说与散文的基本差别，就是小说的特殊结构。然而汪曾祺明确地说：“我不喜欢结构痕迹太露的小说，如莫泊桑，如欧·享利。我以为散文化是世界短篇小说发展的一种(不是唯一的)趋势。”对于小说有别于散文的特殊结构，他自称“结构：随便。”同时又说明，他的作品有一种“苦心经营的随便。”当然，他的小说的散文化，不是一般的散文化，而是散文诗化，他认为“散文诗和小说的分界只有一道篱笆，并无墙壁(阿左林和废名的某些小说实际上是散文诗)。我一直以为短篇小说应该有一点散文诗的成分。” (《晚饭花集·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总体来说，他的小说不妨称之为散体小说。

　　汪曾祺小说的第三个特色是反抒情。这也许是一个会令许多读者感到意外的看法，因为汪曾祺的大部分读者正是被他小说的浓郁抒情性所吸引，更何况他自己也强调小说的散文诗化。散文诗难道不是抒情的吗?然而抒情性与直接抒情并没有必然联系。不妨说，正因为汪氏小说的抒情性，所以他的小说是不宜直接抒情的，否则就会陷入滥情乃至煽情的俗套。所以汪曾祺明确地说：“笔记小说一般较少抒情。”这一特点，与视觉化是相关的，由于抒情和议论(这是程式化的现代文学中的两大要素)都缺乏视觉性，所以被重视作品可见性的汪曾祺自觉地加以排斥。然而不直接抒情，恰恰使汪曾祺的作品成为现代文学中最抒情最优美的乐章，这也是发人深省的。汪曾祺对抒情有一段重要的议论：“二三十年来的散文的一个特点，是过分重视抒情。似乎散文可以分为两大派：抒情散文和非抒情散文。即便是非抒情散文中，也多少要有点抒情成分，似乎非如此便不足以称散文。散文的天地本来很广阔，因为强调抒情，反而把散文的范围弄得狭窄了。过度抒情，不知节制，容易流于感伤主义。我觉得感伤主义是散文(也是一切文学)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小姑娘似的话，何必呢。”由于汪曾祺的某些小说与散文之间的界限极其模糊，所以他的这段议论虽是针对散文的，也同样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的小说中的反抒情特点。不过，虽然他明确反对感伤主义，但他作品的总体氛围，却依然是阴柔和感伤的(尽管未流于“主义”)，这种感伤，就是对一去不返的传统人文风流的无限惋叹。他的反抒情，固然是出于艺术立场的需要，也是精神挫败的一个间接证据，因此透出浓重的悲哀感。已故评论家胡河清在《汪曾祺论》一文中指出：“汪曾祺正是写了海德格尔称之为‘诗意存在’的东方古典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衰落。”(《灵地的缅想》，学林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汪曾祺小说的第四个特色是特殊的语言魅力。汪曾祺是五四以后能让读者强烈感受到汉语的语言魅力的少数作家之一。而且，在总体成就上超过他的那些大作家，很少有人能在语言魅力上胜过他。前文论及，汪氏小说不注重情节乃至常常情节不完整，结构又是“随便”(哪怕是苦心经营的随便)，因此他的作品常常有一种未完成感，但即便如此，未完成感并不成为他的作品的缺陷，根本原因在于，他的小说具有一种极富魅力的语言趣味，他的代表作，即便很不像小说，也就是看上去很不完整，也总是具有美学上的浑然一体感，留白甚多而不让读者觉得是未完成品。这正是他作为语言大师最值得自豪的地方。汪曾祺认为：“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探索一个作者气质、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态度，不是理念)，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这说明对于语言魅力，他是有意追求的。他的作品，使读者再次为我们的民族语言燃烧起极大的热情。就此而言，汪曾祺的地位是独特的，不可或缺的。他的探索中国小说的民族化形式的努力是自觉的，比如《皮凤三楦房子》，他在开头套用了宋元话本小说的“入话”形式，在结尾有“且听下回分解”。汪曾祺的小说明显不注重细节描写，而主要致力于白描式的勾勒，这使他的小说节奏紧凑如行云流水，语言朴素如疏云淡月，语言富有韵律，而颇有情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