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为何如此魅力四射

　　提起汪曾祺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不一定熟悉，但是，一说“人一走，茶就凉”就家喻户晓了。最近我出版了一本《汪曾祺文学阅读词典》，在“前言”中，我这样写道：“汪曾祺在他去世以后,他作品的知名度居然一夜之间热度骤升,比他在世时烧得更加旺盛。这使我感到十分惊讶。我研究了其中的原因,发现:一是他的个人人格魅力巨大。二是他的作品影响力惊人。不管是他的作品内涵,还是他的艺术感觉,都充满了鲜活强劲的生命力,流动着一种清新、高雅、纯正的艺术魅力。有评论家说得好,汪曾祺是“人走魂在”。有人说,某些作家,身后相当落寂,真是‘人一走,茶就凉’;可是汪曾祺却不一样,他身后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他在世的时候,这大概同他作品的艺术魅力与人格魅力有关。他的影响力会随着时空的推移而越加深入人心。我编撰出版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推广和扩大汪曾祺的影响，让更多的人热爱汪曾祺、热爱汪曾祺的作品。

　　汪曾祺生前遭遇坎坷，出身没落的地主家庭，19岁远走昆明求学西南联大，沈从文誉为“当时最好的青年作家”。1949之后，因言获罪，打成右派，发配张家口劳动4年。后来调入北京京剧团，因为才气被江青“控制使用”了10余年。文革开始饱受迫害，因为江青的关系，解放出来继续进行样板戏创作。文革之后，不断写检讨靠边站。后来靠小说走红文坛。虽遭遇不平，但是其人一生豁达乐观，古代文人习气颇浓厚。

　　汪曾祺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汪曾祺是个有头脑的中国人。他说，他到美国后，听说有一个中国留学生公开地讲：“我宁愿在美国做狗，不愿意做中国人。”他愤慨地说：“说出这种混帐话的人，真是岂有此理!”

　　汪曾祺在文学上的贡献在哪里

　　汪曾祺其实并没有开拓出文学创作的新疆界，只不过把中断了的传统文脉重新接续起来罢了，他所做的工作，就是同时注入了自己的特色。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种“复旧”也自然是一种很好的创新。他当时最大的功劳就在于打破了人们的一种固定思维，而保持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优秀特质。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称他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一个作家能让人时刻记住他，凭的是什么?就是他优美的文字。汪曾祺的迷人之处，就在于他继承了隐藏在传统文字后面的神采。许多日常的东西到了他手里，平凡里透出灵光，飘若仙云，静如秋水。汪曾祺的文字里流淌着坚韧的精气神，他立身处世的态度，随遇而安的散淡，血脉里那种隐隐透露的普世情怀，那种温暖的底色，都是别具一格的。而他这种风格在中国一段时间里已经消失殆尽。他的散文小品，谈饮食，谈草木，谈文化，谈民俗，谈凡人琐事抑或师友掌故，无不流露出真情实感，细品又有大境界。汪曾祺是一个把雅俗结合得很巧妙的作家。对于文章，写得太雅难免生涩，脱离群众，不能引起共鸣，太俗则又流于浮华近于炫耀。而汪曾祺对雅俗的掂量拿捏十分得体，很有分寸感。汪曾祺身后并不寂寞，他的作品留下的影响，依然绵绵无尽。除了流誉众口的《受戒》，足以称为杰作的是《异秉》，能撼动人心的是《黄油烙饼》和《寂寞和温暖》。《七里茶坊》也好，但采取的是旁观态势，《职业》是汪曾祺最念念不忘的一篇作品。汪曾祺的创作及其为人，有美誉名曰：“士大夫型文人”，前面还有定语，“最后一位”。以“士大夫”的面貌出现，给人一种古典、淡定、冲和的印象。这并非汪曾祺本人刻意所为，而是他秉承传统文脉，自然而然流露的结果。语言文字给人留下浓郁而飘逸的特异印象，读来有音节、韵律之美，真是非常有力的手法。在当代作家中，还没有哪一位有如此高超的写景抒情手法。汪曾祺的综合素质高，在很多领域占据制高点，他于小说、散文、绘画、戏剧、美食、书法等方面皆有较高造诣，如此兴趣之广泛、风雅之盎然，非士大夫莫属，色度非常丰富，因而，他为文的个性化自然也更为突出一些。从汪曾祺身上让我们想起两个古代文人，就是陶渊明和苏东坡。他们身上的一个共同点，就是 “士大夫的趣味，平民的情怀”。陶、苏的风雅自不消说得，而同时他们与世俗的亲近也是真诚的。邻居杀只鸡邀陶渊明同享，他会乐不可支地写一首赴席的好诗;坡翁街头听人谈鬼，说咱们姑妄谈之姑听之。这样的文人，既耿介清高，又让我辈平民可亲可感。汪曾祺继承的，正是陶渊明和苏东坡的余韵。我们看他的小说和散文，抒情节制，也不刻画大奸大恶，更不以污秽的东西入文，其矜持颇近于传统美学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典型的士大夫的审美趣味，而现在我们通过读他的《文与画》和《五味》所看到的，则是一个世俗化、平民化的汪曾祺。“士大夫的趣味，平民的情怀”，这可说是中国文人的一种很好的传统。从文学环境看，“新时期文学”虽然冠以“新”的名号，但强烈的政治色彩和僵硬的表现方式犹存，人们并不满足于这样的文学。社会和读者都在期待着一种纯粹的、真正的艺术出现。于是年已花甲的汪曾祺“应运而生”了。但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想一想，应该如何使这样的传统不致于消失了。我认为，汪曾祺的作品是自然生态的文学作品，是没有被污染原汁原味的作品。

　　汪曾祺冒着高烧考进西南联大

　　1939年7月，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过河内，来到了昆明。前来投考西南联大。在途经越南时，染上了疟疾。一位朋友把他送进校医务室。验血之后，初步诊断为疟疾，但同时发现血内有多种病菌，包括伤寒菌，立即送往医院。住院期间，先打上一针强心针。他连忙问护士：“要不要写一份遗书?” 再次抽血化验后，医生看了看化验结果说，是有多种病菌潜伏，但主要问题是恶性疟疾，必须打针。护士把注射针剂拿来，他了解到是“606”后，马上声明：“我生的不是梅毒，我从来没有——”护士觉得眼前这位年轻人很单纯，但也很迂腐。他平时看的书太多，太杂，懂得的知识也不少，可有些是一知半解。606并不是专治梅毒，也是治疗恶性疟疾的特效药。奎宁、阿脱平这些常用药，已经不起作用了。注射606之后，病情有明显好转，可是身体依然虚弱。他要求出院，医生不准。他急了，用近乎哀求的口吻说：“我千里迢迢赶到昆明，是来考大学的，明天就是考期，不让我出院，就要耽误考期，那怎么行?”医生只好答应，再三关照他注意饮食，只能吃流质，藕粉、蛋花汤都可以。他对藕粉印象不佳，于是第二天喝了一肚子蛋花汤，进了考场。考试进行了3天，科目有国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等8门。他一门不拉地全部参加。一周后发榜。他的名字居然名列榜上，而且还是第一志愿。

　　汪曾祺的小说是在茶馆里泡出来的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期间“泡茶馆”并非为了消磨时光，而是将其作为第二课堂。联大图书馆座位不多，宿舍里又没有桌凳，因此学生期末考试，也是领了试卷之后跑到茶馆里答好再交上去的。汪曾祺上大学二年级开始从事创作，最初的几篇作品都是在茶馆里完成的。“泡茶馆”花不了太多的钱。汪曾祺总结了“泡茶馆”的三大好处：第一，可以养其浩然正气：联大的学生自然也是贤愚不等，但多数是比较正派的。那是一个污浊而混乱的时代，学生生活又穷困得近乎潦倒，但是很多人却能自许清高.鄙视庸俗，并能保持绿意葱茏的幽默感，用来对付恶浊和穷困，并不颓丧灰心，这跟泡茶馆是有些关系的。第二，茶馆出人才。联大学生上茶馆，并不是穷泡，除了瞎聊，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读书的。联大图书馆座位不多，宿舍里没有桌凳，看书多半在茶馆里。联大同学上茶馆很少不挟着一本乃至几本书的。不少人的论文、读书报告，都是在茶馆写的。有一位姓石的讲师的《哲学概论》期终考试，汪曾祺就是把考卷拿到茶馆里去答好了再交上去的。联大 8年，出了很多人才。研究联大校史，搞“人才学”，不能不了解联大附近的茶馆。第三，泡茶馆可以接触社会。汪曾祺对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生活、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都感兴趣，都想了解了解，跟泡茶馆有一定关系。如果汪曾祺现在还算是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他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