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小说主旨

　　(一)人性中的一种邪恶。儒家文化倡导人格中的精神世界要“贫贱不能移”，条件愈艰苦，愈不能丧失人性。文嫂作为没有任何文化知识的普通妇女，不拿别人一针一线(除非是给或丢弃的)，靠自己缝补拆洗养鸡糊口。而身为大学生，“这金昌焕真是缺德，偷了文嫂的鸡，还借了文嫂的鼎罐来炖了。”偷吃别人的鸡，还与主人借鼎罐，用完后都是洗都不洗就还给人家了。 普通人性大美之下，反射出人性中一种丧失人格尊严的邪恶。

　　(二)对现代文学中青年学生形象的消解性反思与增构。小说《鸡毛》写于1981年6月6日，此时xx已过，改革开放进入第三个年头。十年浩劫后，社会的目光已从高涨的运动场转向生机勃勃的经济发展。作家以独到的眼光，于平淡中开掘出此学生在斯文外表掩藏下的虚伪、丑陋、与鄙俗，这种描写与近代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学生群体被赋予“新青年”“新道德”代表，引领社会潮流的精英，被神化的形象进行了消解性的质疑与反思。小说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基础，用普通人的话： “文嫂虽然生活在大学的环境里，但是大学是什么，这有什么用，为什么要办它，这些，她可一点都不知道。但是她隐隐约约地知道，先生们将来都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对这个群体的社会作用进行了直觉的反映。但是文嫂看到“先生们”“真实”的一面时，常常说“可怜”。这种从正面形象的舞台中挖掘的反向、阴暗面的写作风格，不仅是对现代文学中青年学生形象的消解，更是一种文学形象的增构。不仅有文学价值，更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三)对挣扎于社会底层的普通人面对生存苦难、消解苦难的方式的洞察与理解。古今中外，很多文学作品在表现人对苦难的承受及消解方面，可以梳理出许多方式，有忍耐的，有抗争的，有“逆来顺受”的，还有阿Q式的自我安慰的，等等。《鸡毛》中的文嫂作为平民的立场，处在社会底层，在面对“被偷鸡”“女婿因车祸死亡”，生活艰辛的多重苦难时，其消解苦难的唯一方式是哭诉，如秦香莲在公堂上哭诉忘恩负义的陈实美一般。小说是这么描写的“我寡妇失业几十年哪，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我风里来雨里去呀，我的命多苦，多艰难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处在社会底层的人对苦难的忍耐要比常人要厚实些，但也有个爆发点或者说是哭诉点，苦难一旦积压达到临界点，一触即发，如文嫂发现金昌焕偷吃了自己养的鸡，便是苦难积压的极点，心里的堤坝崩溃了“一屁股坐在地下，大哭起来。”农村妇女的文嫂，不但哭说、哭诉，而且是很悲痛、极伤心的表达出来“她好像要把一辈子所受的委曲、不幸、和无告全都哭出来”。哭出来就好，说出来就好，把内心的压抑、难受、难过、委曲、不平，全都和眼泪如倒豆子一样倒出来。这就是挣扎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面对生存苦难、消解苦难的方式――哭诉。这种方式大多发生在妇女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