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遮蔽的大师——论汪曾祺的价值

　　我们一直呼唤大师，也一直感叹大师的缺席。但有时候我们常常容易忽略大师的存在，尤其是大师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会选择性地色盲。有一个作家去世十八年了，他的名字反复被读者提起，他的作品反复被重版，年年在重版，甚至比他在世的时候，出版的量还要大，我们突然意识到一个大师就在我们身边，而我们却冷淡了他，雪藏了他。

　　他就是汪曾祺。

　　翻开当代的文学史，他的地位有些尴尬，在潮流之外，在专章论述之外，常常处于“还有”之列。“还有”在文学史的编写范畴中，常常属于可有可无之列，属于边缘，属于后缀性质，总之，这样一个大师被遮蔽了。

　　汪曾祺为什么会被遮蔽?有其现实的合理性。纵观这些年被热捧的作家常常是踩到“点”上，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和围观。那么这个“点”是什么，“点”又是如何形成的?

　　形成中国文学的“点”，大约由两个纵横价值标杆构成。纵坐标是沿袭已久的革命文学传统价值，横坐标则是外来的文学标准，在1978年前这个外来标准，是由前苏联文学的传统构成，稍带一点俄罗斯文学的传统，比如列宁肯定过的“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托尔斯泰等;而1978年以后的外来标准则偏重欧美现代主义文学体系。而汪曾祺的作品，则恰恰在这两个价值标杆之外。

　　先说革命文学传统。这一传统在鲁迅时代已经形成，这就是“遵命文学”，鲁迅在《呐喊》的自序里明确提出要遵命，遵先驱的命。之后发展起来的新文学传统，将“遵命文学”的呐喊精神和战斗精神渐渐钝化，慢慢演化为配合文学，配合政治，配合政策，配合运动，到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到极致，最后变成了所谓的“阴谋文学”。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时期文学，出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这些思潮在历史的进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汪曾祺的创作自然无法配合这些重大的文学思潮，因而就有了“我的作品上不了头条”的感慨。汪曾祺对自己作品在当时价值系统里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他说我的作品上不了头条。“头条”在中国文学期刊就是价值的核心所在。“我的作品和政治结合得不紧”，“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我的作品和我的某些意见大概不怎么招人喜欢”，“三十多年来，我和文学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这些话正好说明汪曾祺在文坛被低估的原因。苏北在《汪曾祺二三事》一文中曾经记述了汪曾祺和林斤澜的一段往事：

　　晚上程鹰陪汪、林在新安江边的大排档吃龙虾。啤酒喝到一半，林忽然说：“小程，听说你一个小说要在《花城》发? ”

　　程鹰说：“是的。”林说：“《花城》不错。”停一会儿又说：“你再认真写一个，我给你在《北京文学》发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