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

　　当“境”进入美学、艺术领域，就呈现出了解说不尽的艺术韵味。自王昌龄以后，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纪》中说：

　　“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工于诗者能之……诗者，其文章之蕴邪?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静而寡和。”

　　刘禹锡认为“境”乃“象”和“象”外的虚空的统一。司空图紧随其后，提出“思与境偕”，从而发展了陆机、刘勰的余味说、钟嵘的滋味说，更加追求“韵外之致”、“味外之旨”。曾言：

　　“戴容州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谭哉!” (《与极浦书》)

　　南宋末年著名文学批评家严羽更是走向极致。他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说：

　　“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

　　严羽是在寻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试图用无形之意完成对有形之象的超越。由此可见，“境”首先为“象”，为人类日常生活中的景物、情感等，但又超越具体事物、个体情感上升到人生、宇宙的境界，在厚重的人生感、历史感、宇宙感中体味无限和永恒。

　　深受佛学思想影响的王维将“色空有无之际”的禅理，经过诗人的匠心独运，以闪烁而朦胧的笔调，在虚无飘渺的画面中，写出大自然的化境，使人们的情感超越于日常的琐屑，体味亘古如斯的清幽。正如殷 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