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时代不同，蒋梦麟人生之河流向更远的远方，从蒋村到绍兴、到日本，再到大洋彼岸的美国。而王勃，以及那个时代所有的文人，他们心心念念的地方，就只有长安，也只能是长安。无论是李白的“长安不见使人愁”，还是韦庄的“几时携手入长安”，“长安”已不仅仅是个地理名词，更是东方文化的圣地，成了无数人在生活浪涛里漂泊的压舱石。多少异邦客，从海陆来，经风踏浪;从陆路来，翻山越岭。当长安城巍峨的建筑、雄浑的布局呈现在眼前时，他们一定激动得热泪盈眶。比起这些人，王勃从绛州到长安，实在算不上路远，五六百里地，不必星夜兼程。年轻的李唐帝国，对内确立科举，对外开疆拓土。读书人通过考试选拔进入仕途，参与和掌管各级政权，在现实秩序中，打破门阀的垄断。他们再也不必像几百年前的左思那样无奈地慨叹：“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就在王勃来长安期间，他的同乡薛仁贵“三箭定天山”，立下赫赫功名。

　　在这个“独上高楼”却不必“望断天涯路”的时代，王勃此行有很明确的目的，那就是拜名医曹元为师，钻研《黄帝素问》《周易章句》《难经》等，探求“三才六甲之事，明堂玉匮之数”。这些书光听听名字就知道学起来很难，15个月后，他竟然“尽得其要”。临别之际，曹元说了这样一句话：“无猖狂以自彰，当阴沉以自深也。”借此提醒王勃，做人不要得意忘形，做事应当不露声色。然而遗憾的是，从其后的发展看，王勃并未领悟到老师的用心。

　　这实在也怨不得王勃，他6岁就能写文章，比7 岁咏鹅的骆宾王还要早慧;9岁，在读了颜师古的《汉书注》后，自己又针对注解错误之处撰写了10卷《指瑕》。要知道颜师古可不是一般人，他被太宗皇帝任命为秘书少监，专管校定古书的工作，每遇疑惑不解的奇文难字，他都能一一辨析，并说明其本源。他所训校的《五经》，是天下学子学习儒经的依据;而《汉书注》更是他奉当时太子李承乾之命耗尽心力完成的，深为学者所重。一个9岁的小孩，敢于对这样的权威叫板，勇气之外，更能使人感受到他露才扬己的迫切。你让这样一位天才少年，在这样一个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时代，不随流俗，超越名缰利锁的束缚，持守一颗平常心，实在是太难为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