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哲学大发展的时代大环境中的宋代诗歌便因此也具有蕴含哲理、议论入诗等理性主义的风格。如果说唐诗长于抒情的话，那么宋诗则更长与论理。身处宋代的王安石，其本身就是一个精于学术研究的学者型文人，他在“字学”“古文经学”“礼乐之学”“易学”等学术领域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写出了像《字说》《三经新义》等一批学术理论著作，开创了“荆公新学”这一新的学术流派，虽然其学术水平褒贬不一、毁誉参半，但其学术研究者的身份却毋庸置疑。长时期的学术理论研究经历和宋代哲学发展的大气候，使王安石的诗歌创作也打上了厚重的理性烙印。使其具有逻辑性、议论性、哲理性的特点

　　王诗的逻辑性表现在通过条理清晰的论理来阐发自己的政治观点，以条分缕析的整饬之美来抒发胸怀天下、心忧社稷的慷慨咏叹。这种理性主义的追求在王诗中比比皆是，比如下面这三首：

　　《赐也》

　　赐也无言未识真，误将心许汉阴人。

　　桔槔俯仰妨何事?抱瓮区区老此身。

　　《商鞅》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贾生》

　　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

　　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这三首是以论理为手段，分别以庄子清净无为而一事无成的观点来驳斥对积极有为的嘲讽，以商鞅的信守诺言来驳斥对变法图强的非议，以汉文帝对贾谊言听计从来反驳君王不用贤才的论断，有理有据，先提出立论，再摆出论据，最后得出结论，以事实来证明论点，可谓思路清晰逻辑严密。而这三首诗也都是针对别人观点的驳论，《赐也》是针对晏殊《咏上竿伎》一诗的商榷，《商鞅》是对范纯仁“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攻讦的反驳，而《贾生》是对李商隐诗《贾生》的翻案，每首诗都极有针对性，可谓有的放矢。这严密的逻辑性和极强针对性都体现了王安石诗歌的理性主义追求。而这些理性的议论都是为了抒发其对变法坚定不移的信心、奋发有为的雄心、和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君王矢志不渝的忠心。

　　王诗的议论性表现为以议论入诗，以大量的议论代替叙事和描写，比如《张良》

　　《张良》

　　留侯美好如妇人，五世相韩韩入秦。

　　倾家为主合壮士，博浪沙中击秦帝。

　　脱身下邳世不知，举国大索何能为。

　　素书一卷天与之，谷城黄石非吾师。

　　固陵解鞍聊出口，捕取项羽如婴儿。

　　从来四皓招不得，为我立弃商山芝。

　　洛阳贾谊才能薄，扰扰空令绛灌疑。

　　在这首诗里，王安石并没有蹈袭前人，描写张良风采、叙述张良功绩，而是以议论的方法，表达自己对张良故事的不同看法和独到见解。通过发表“素书一卷天与之，谷城黄石非吾师。”和“洛阳贾谊才能薄，扰扰空令绛灌疑。”的议论，反驳张良的才能来自黄石老人传书的传说，提出张良是由于天赋异禀、读书历世，自我磨练修养，而终有所成的独特观点;提出了怀才不遇，招人嫉妒的贾谊不如淡泊名利、功成身退的张良人生境界更高的个人见解。通过这些议论，来表达自己无意功名、不存机心的心怀。

　　王诗的哲理性体现在，不仅把诗作为抒发个人感情的载体，而且还把诗作为阐发哲理、启迪人心的重要工具。这种哲理性在王安石的《登飞来峰》等一些诗歌中有所体现：

　　《登飞来峰》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这首诗的后两句以议论入诗，阐释了这样一个哲理：只有立足高远，才能穿越种种表象与外在的.迷雾，看到事物的内在本质和本来面目。无论生活或学习，都要有一个较高的立足点和较为长远的目标，才能避开种种假象的迷惑，排除外界的纷扰与迷惑，最终获取真理。通过哲理的阐述，表达了自己坚定变法不为外界非议所动摇的决心。

　　通过逻辑性、议论性、哲理性的特点我们看到了王诗中的理性主义追求，他的理性主义追求不是单纯的为论理而论理，而是以感情统摄理性，以论理来坚定信心，使理性主义成为其高扬理想信念的有效手段和有力工具。

　　(3)坎坷中抒情怀— 凄恻悲壮的美学风格

　　王安石的一生是坎坷的，他在熙宁二年(1069年)到熙宁七年(1074年)间他两次拜相、两次罢相，从位极人臣到毁誉参半，既经历过权倾天下、一呼百应的荣耀，也品味过四面楚歌、众叛亲离的凄凉。但是就像古语所说的那样“国家不幸诗家幸，诗到沧桑便句工”，正因为有了如此大起大落的复杂的人生经历，才造就了王安石诗歌那凄恻中寓悲壮的独特风格，在看似凄恻清冷的字句下，掩藏着激烈深沉的情感和崇高壮阔的精神，这种风格在王安石的代表作《葛溪驿》中有鲜明的体现：

　　《葛溪驿》

　　缺月昏昏漏未央，一灯明灭照秋床。

　　病身最觉风露早，归梦不知山水长。

　　坐感岁时歌慷慨，起看天地色凄凉。

　　鸣蝉更乱行人耳，正抱疏桐叶半黄。

　　这首诗描写的是王安石从江西前往杭州赴任，因患病滞留馆驿时的情景，作者通过描写缺月、孤灯、鸣蝉、疏桐等景物，抒发羁旅他乡、身染重病时的悲苦、孤寂的心情。但是这种悲不是凄凄惨惨戚戚的悲苦，不是万念俱灰的绝望，而是一种悲中有壮、哀而不伤的情感体验。通过“坐”“起”两个动作，表达面对悲苦命运时的挣扎与拼搏，体现了主观想要有所作为的进取精神。身染重病，背井离乡的心境下，作者并未心灰意冷，而是“坐感岁时歌慷慨”，慨叹光阴易逝、壮志未酬，进而生发出时不我待之感;秋风萧瑟、玉露凋伤的时节里，作者没有怨天尤人，而是“起看天地色凄凉”，忧心国事凋敝、人民困苦进而萌生心忧天下之情。诗虽然写自己患病羁旅的悲苦，但在悲苦之中，诗人没有局限于感伤自己的身世，而是依然心忧苍生天下，将自身的悲苦升华为对人民贫困、国家虚弱、政治积弊的深深忧虑和殷殷关切，理想主义的崇高和儒家的家国情怀就从这忧虑与关切中超拔出来，在这凄恻中增添了一抹壮丽的色彩，将生命悲苦的体验与理想主义的崇高熔铸成一曲壮丽的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