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长辈和嘉佑诸友的交口称颂，王安石很快变得“名重天下”。“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令致，生民咸被其泽 矣!”所以，当熙宁二年安石初任副宰相之际，欧阳修曾专函致贺，司马光弹冠相庆，韩、吕等诸友都磨拳擦掌，预备助他一臂之力。这年五月，司马光发现吕诲袖 藏弹劾安石之文，竟愕然不解，悉力劝阻;回到学士院默坐终日，亦想不出安石究有何“不善之迹”。

　　司马光和王安石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复杂、动荡和危机四伏的时代。面临社会经济生活中许多新的因素和变化，腐朽不堪的北宋政权已无力应付。要 么，革除弊端，适应新的情况;要么，任旧局面发展下去，归于覆灭。早在安石以前，一些有远见卓识的人物，已觉察到风暴的端倪。对于这一点，王安石和司马光 等，都有更明确的意识。尽管在激烈的争辩中，司马光有过“保守”的议论，但在他平素的言论中，不难找到各种倾向变革的观念。实际上，在当时，变法已是大势 所趋，问题只不过是如何变法而已。

　　从熙宁二年夏秋以来，王安石以惊人的气魄实施了他的变法方案，并置“众人”“是非”和“四国流言”于不顾。这场变法，涉及到社会经济、政 治、文化、军事和外交等各方面。其雷厉风行之势，令往昔的革新旧臣目瞪口呆;其影响之广泛，波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其斗争之深刻，足以使睦和的家庭分 裂，笃善的挚友反目。正是在行新法与反新法的激烈冲突中，王安石与司马光这对故友，分别成了对立双方的旗帜。

　　熙宁三年的春风，夹杂着几丝寒气。司马光对新法的态度，起初是走一步看一步。及至发现问题严重，可能事与愿违时，他便转而站到反对派一边。 作为大臣，他用激烈的言词弹劾安石;作为故友，他又三次投书，劝谕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借“以尽益友之忠”。安石在与神宗的实质性谈话中，不 能不力斥司马光的非议;但对这位旧友本人，则“赐之诲笔，存慰温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