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王安石是“另类宰相”，那么，很显然，神宗赵顼则是“另类皇帝”，就因为选择了改革，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这条充满荆棘的不归路，其实，君臣两人的命运都很不幸，甚至，比较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神宗皇帝更是一个悲剧。

　　之所以这样说，乃是因为，尽管由于共同的志向，在熙宁变法中，神宗皇帝与王安石站到了一条船上，在改革的茫茫大海上不仅一起苦苦搜寻正确的航向，而且还一起战狂风，斗恶浪，但就双方所扮演的角色身份来说，王安石扮演的顶多不过是一个大副，究其实不过只是一个高级雇员而已，他所承担的只不过是有限的责任，万不得已时，王安石可以发牢骚，可以撂挑子，可以甩手走人，卷铺盖上岸。可是，身为船长，神宗赵顼却没有这么自由，既然船是他的，那么，不管什么时候，他都不能撒手不管，更不能弃船而去，无论是反对派的指责，改革派的抱怨，乃至改革的困惑与风险……所有的一切，他都必须而且也只有一个人独自承担。

　　说来，人的悲剧有时往往多半还是性格的悲剧。仔细分析起来，在神宗的悲剧元素中，有些固然是由于时代原因造成的，但更多的应该说是其自身性格因素酿成的。

　　从史书上看，神宗赵顼应该说是一个老实人，也许是受遗传基因的影响，与两宋的大多数赵氏皇帝一样，他的性情显得比较憨厚，性格显得比较温和，甚至还颇有些柔弱。显然，倘若只是一般人，赵顼的性格与为人不仅无可厚非，而且非常值得称道，然而，作为一个需要对许多大事杀伐决断的帝国元首，年轻的神宗皇帝则显然还有欠火候。身为皇帝，他似乎根本不懂得帝王之术，缺少政治人物通常所应具有的权谋与手腕，在一些关键时刻，既不能表现得“像狮子一样凶猛”，又不能表现得“像狐狸一样狡猾”，这使他自“熙宁变法”一开始就显得有些左支右绌，力不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