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已名满天下的王安石仕途并不是一帆风顺，之所以被宋神宗重用，缘于他富国强兵的提议甚合君心，可谓搔着了神宗的痒处。获得神宗力挺的王安石发起的“熙宁变法”无疑是一场除旧布新的改革，古往今来，其知名度与受关注程度之高，可与秦孝公时“商鞅变法”比肩，理念之新，步调之大，手段之霹雳，为古今所罕有。在计划经济时代，王安石的改革举措被人为拔高，有意无意包装、溢美成了一位划时代的标杆人物。那位被普天之下无数劳苦大众视为革命导师的列宁曾给予他极高的评价：“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伟大导师如此赞赏这位900年前的古人，王安石的形象在国人眼里顿时伟岸起来，高大得必须仰视。 然而，自北宋神宗年间伊始直至今天，围绕着王安石变法功过是非的猛烈抨击、诘问质疑从未平息过，甚至一些和他同处一个时代，同样优秀的人物也卷了进来，成为他的政敌。比如同样位列文化思想巨人的司马光、苏轼、苏辙、程颐、文彦博、曾巩、黄庭坚等等都加入反对变法的阵营。这场引起当时乃至后世无数口诛笔伐的改革究竟是什么性质与内核，一直众说纷纭，难有定论。然而，抽丝剥茧，还是能找出一些事件背后的真相、端倪。

　　北宋自建立伊始，一直苦于辽国、西夏的不断骚扰，连年用兵，却鲜有胜迹，被区区蕞尔小国戏弄、欺辱，常被打得狼狈不堪，割地赔款，且钱粮耗费甚大，事倍功半。北宋冗官、冗兵人数庞大，效率却很低，养这么多只关饷不作为的人，导致国库空虚，财政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加上每年按时“赏赐”给辽国、西夏赎买平安的绸缎银两，雅称“岁币”，导致国库长期匮乏，一贫如洗，钱不够花，沉重的经济压力和战败之耻让新上位的宋神宗很伤脑筋。恰在此时，王安石提出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可谓一场久旱后降下的及时雨，听起来让人热血沸腾，似乎只要奉行新法，大宋一扫颓势，民富国强，恢复汉家威仪指日可待，年轻的宋神宗如何能不动心?如何能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