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作者写下“汉恩自浅胡自深”一句，曾引起很大的争议。范冲曾对宋高宗说，安石此诗“坏天下人心术”(见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七)，宋朱弁则借一太学生之口骂道：“若如此诗用意，则李陵偷生异域不为犯名教。”(《风月堂诗话》卷下)宋罗大经认为此诗“悖理伤道甚矣”(《鹤林玉露》乙编卷二)。有人甚至说：“靖康之祸，酿自熙宁，王、秦两相，实遥应焉，此诗为之谶矣。”(清周容《春酒堂诗话》)郭沫若先生则为此句辨白，认为诗句原意是“汉恩浅吧，我也不怨;胡恩深吧，我也不恋”(《]王安石的明妃曲》)。这些讥弹或辨白，似乎都太拘泥于对“汉恩”一句的表面解释，而忽略了下一句“人生乐在相知心”的深层涵义。人类生活除饮食与安全的需求之外，友谊和爱情也是必不可少的，属于人类一种归属或自尊的需求。春秋时的管仲曾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可见古人对知己的看重。“士为知己者死”，封建知识分子为了知己，可以死而无憾。“人生乐在相知心”所反映的正是这种心态，它由感人的昭君故事相引发，更增强了诗句的感染力。

　　从理智线索看，两首《明妃曲》也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三个警句，摇人心旌。它们同以昭君故事为背景提炼，同植根于诗中昭君的形象线索，借其哀怨之情升华出带有普遍意义的精警议论，极大扩充了诗的内涵。二诗之妙就在于与昭君故事的离合之间，借题发挥，卷舒自如地宣泄出作者对人生的思考。不同时代的人都可以从三个警句中找到自己感情共鸣的位置，这也许正是它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原因。此诗一出，欧阳修、司马光、梅尧臣等人皆有和作，也说明了二诗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功。　　一般说来，唐诗主情韵，宋诗主议论，《明妃曲》二首则情韵与议论并胜。据说王安石少年时“以意气自许”，为诗“不复更为涵蓄”，后来“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宋叶少蕴《石林诗话》卷中)。二诗恰作于他中年以后，显示出其诗风演化的痕迹。然而也正因为二诗人物形象的丰满动人，致使一些论者认为作者主旨在表现昭君眷恋祖国的悲怨之情，并超出了个人恩怨之外。诗无达诂，形象大于思维，这种论断也有合理之处。扑朔迷离的诗歌意象也许更能令读者神往，给人以充分咀嚼回味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