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就这样选择了一条不归路。

　　王安石没有让宋神宗失望，他献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表述自己的改革方略。作为大政治家，王安石不是进行单一的政治改革，而是力求农业、商业、军事、赋税、教育全方位整体配套，抑制豪强兼并，力求经济复苏而民生均富，从而强兵以雪国耻。北宋的科技当时位于世界前列，中国四大发明其时均已成熟到普及运用，如果改革成功，后来的中国可能就别是一番面貌了。?

　　这个积贫积弱的时代，这个残缺不全的国家造就了王安石这样一位雄才大略的改革家。作为文化人，王安石应该是幸运的，应该是他所处的时代的无上骄傲，他周围的人应该小心地珍惜他，紧紧地跟随他，从而进行改天换地的变革，引领时代潮流。可王安石失败了，败得很惨。他的朝廷，从此更加衰落;他的祖国，失去了一次前进的机会。看来，越是超时代的政治家，由于他的深谋远虑，由于他的急进改革，由于他的不顾后果，由于他的独立特行，往往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于是，悲剧就不可避免了。?

　　这就是中国的国情。以致今日，我重新打量这段历史的时候，不禁长长叹息。

　　王安石的改革，是孤军奋战。保守派们四面围攻，雷同一说，语意张皇，仿佛不把变法停止，仿佛不把王安石逮捕，就要出现天塌地陷的大劫了。?

　　——第一个反对王安石的是司马光。本来，他与王安石是好朋友，他欣赏王安石的才华，他甚至在做大臣时，多次与吕公著等人一起向皇帝推荐王安石，宣传王安石的政绩，对他寄予厚望，没想到王安石过河拆桥，另搞一套。他反对王安石，不是针对其人品，而是反对他的政治主张。熙宁三年(1070)春，王安石对皇帝赵顼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让司马光痛心疾首。王安石要变法了，司马光三次写信给他进行规劝，王安石很不高兴。司马光有势力，是副宰相，在朝中经营多年，门生故旧无数;王安石是新贵，后来居上，做了宰相，红得发紫，追随者众。于是两个政治对手很快就形成两大阵营，仇人相见，拔刀相向。可皇帝信任王安石，司马光带着失望，带着委屈，带着十多位当时最为杰出的历史学家，在洛阳一呆十数年，编修《资治通鉴》去了，此事成为中国古代史学自司马迁的《史记》之后的又一高峰。时人称“洛阳有真宰相在”，可见司马光还是很得一部分人的支持。

　　王安石改革的规模宏阔，所涉及的范围，既广且深，但其最为核心的问题却在于理财，“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提出了“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的命题，他所要富的不只是国家，还包括了全国的民户。其见地卓越，是他同时的以及后代的多少政治家所无法设想的。司马光不赞成，他认为社会生产是无源可开的，政府财政的积贫之局是无法扭转的。不管皇帝怎样宠信王安石，司马光的愤怒仍然要表达。

　　王安石泰然处之，只对司马光的第一封来信做了答复，这就是有名的《答司马谏议书》，我中学时就读过。王安石在这封回信中首先指出，我们之间关于变法和反对变法的争论，是因为政治见解和路线的不同而引起的，既是如此，当然就没有调和的可能和商榷的余地，也就大可不必一一争辩了。看来，王安石是不在乎司马光的。?

　　神宗去世了，哲宗当政，复拜司马光为相。司马光一上任，咬牙切齿，开始了反攻倒算。他将所有的新法全部废去，把所有的新党官员全部罢免。于是，刚刚起步的经济立即滑坡，贪官污吏与豪绅巨贾又沆瀣一气，国事已无可为，以后徽、钦二帝被掳北去也是气数已定，如同一座七宝楼台根基已经腐败，迟早必将轰然坍塌。?

　　司马光才不管那么多呢。?

　　——富弼是宰相，一个保守派头子，长年累月尸位素餐，一无施为，贻误国事。就这样一个昏庸的老人，熙宁二年十月被罢相，当他即将离开北宋政治舞台时，老泪纵横地对皇帝说，王安石绝对是个不安定分子，已经是天怒人怨，他“所进用者多小人”，以致天降责罚，“诸处地动、灾异”，所以“宜且安静”，也就不要搞什么变法革新了。富弼的临别赠言极为煽情。我要走了，要回家养老去了，什么都不在乎了，在乎的是朝廷，是社稷苍生啊!?

　　比如富弼极力反对王安石的《将兵法》，劝诫宋神宗“愿陛下二十年口不言兵”。契丹打过来了，富弼和元老重臣韩琦对宋神宗说，要把有关战备的措施一律废黜，然后才可以把“衅端”消除，要自行解除武器，以释辽人之疑。真是糊涂到混账的地步。?

　　王安石拍案而起。面对契丹和西夏，面对失败主义和忍辱求和的议论一直笼罩着的朝野，王安石提出了大举用兵，以“改变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的战略构想。他对契丹和西夏的政治军事局势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是完全可以藐视的，他说要最终制服契丹，要恢复燕云十数州，要依照汉唐两代的幅员规模，由北宋王朝再一次实现统一全中国的大业。应当说，大宋建国百年，从皇帝到辅政大臣，真正有胆有识，能从理性上分析，敢于从战略上藐视敌人的，只有王安石一人!?

　　富弼搬出了祖宗的话来反对。淳化三年(991)，宋太宗发表过一段议论：国家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患不过边事，皆要预为之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为可惧。帝王合当用心于此。?

　　富弼考虑的是对外敌如何屈服忍让，王安石考虑的是如何重振河山;一个冷漠，一个热血。他们当然就要尖锐对立，就要水火不容了。

　　——苏轼也充当了反对王安石的急先锋，只不过后来成了两边不讨好的尴尬人。苏轼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在当时极为有名，文学史上合称“三苏”。本来，他对前辈诗人学者王安石怀着真诚的仰慕情怀，王安石的改革一开始，“三苏”就觉得不对劲。王安石太孤傲，太倔强，太急进，苏轼表示了深深的失望。在他眼里，王安石是因缘聚会，一朝得势。他也希望变法图强，不过希望温和一些，平缓一些，甚至主张克己复礼，他的革新内容和革新方法与王安石政见不合。政见不一就走向了对立。?

　　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说：惟商鞅变法，不顾人言，虽能骤至富强，亦召怨天下。……虽得天下，旋踵而亡。……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

　　我很难想象这是文学大师苏轼的逻辑。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按苏轼的说法，一个国家越是富强，它便灭亡得越快;越是贫弱，它便越能存在得长久。然而当时的官僚士大夫们，却极少有人对这种逻辑感到奇怪。?

　　苏轼是我最喜欢的文学家，他此文中的观点，让我感到失望和悲哀。我甚至怀疑是旁人嫁祸他的。可事实就是事实，太阳也有黑点，伟人也有污渍。?

　　政治是残酷的，只有一种选择，没有回旋的余地。?

　　王安石不能容忍苏轼的反对，决定先拿苏轼开刀。苏轼的名字太响亮，扳倒他，等于杀一儆百。于是，就捕风捉影，暗示几个追随者写告状信，搞了个“乌台?诗案”，将苏轼逮捕发配。于是苏轼就成了王安石实施新政后第一个倒霉的大文人。?

　　元丰七年(1084)，苏轼去汝州路过江宁，专程去看望罢相后赋闲在家的王安石，两人心平气和了，游山赋诗，品酒弈棋，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毕竟文人的?心总?是相通的，惺惺相惜，高风亮节。后来，司马光复出废除新法，苏轼又坚决反对，提出该保留的新法应该保留，司马光又将苏轼当做活靶子。这是大师的悲剧。?

　　——枢密使文彦博，书读得好，文章做得好，习惯了按部就班，习惯了晨钟暮鼓，习惯了三叩九拜。王安石的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钧税法、置将法、保甲法等一提出，就遭到了文彦博的激烈反对。文彦博之类的文人官吏，普遍存在着以道德代替法律的理念，泛道德政治往往使伪善大行其道，各级官僚口诵四书五经，却在道德的名义下争权夺利，即使少数较正直的官员力挽狂澜，也无法突破道德真诚的领域。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治理国家，但很少去想改进法律制度。而王安石寻找的是法律代替道德的突破口，他深切地感到法律与道德的错位，这就有了一大帮文人与他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不可调和。

　　——刘挚是监察御史，一个典型的小人。他接二连三地向皇帝写奏章，说天下人有喜于敢作敢为的(指变法派)，有乐于安静无事的(指守旧派)，前者以后者为流俗，后者以前者为乱常。他说，王安石自执政以来，不干正经事，摈弃忠厚老成之人，专用顽劣之人，对于“守道忧国者谓之为流俗”，对于“败常害民者谓之为通变”。在刘挚看来，王安石是大逆不道，是不可容忍的。?

　　——御史中丞吕诲也发难。吕诲写了一道上疏，专为弹劾王安石。?

　　——最糟糕的是，太皇太后曹氏过问了王安石变法，老太太明确向赵顼指出：“祖宗法度，不应让王安石轻加改变。”而老太太是神宗最崇敬的。?

　　——宦官天天围着皇帝转，一次竟在赵顼面前“伏地、叩头、流涕云：‘今祖宗之法扫地无遗，安石所行，害民虐物，愿陛下出安石’。”?

　　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还有很多，改革派与保守派的阵营泾渭分明。王安石是宰相，又有皇帝的支持，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要单独搞倒王安石是很难的，他们聚集在一起，上下呼应，左右夹攻，明枪暗箭，还有那些被强制纳税的地主豪强，被整肃得战战兢兢的各级官员，被旁置被冷落对他侧目而视的同僚，都以仇恨的眼光在盯着他。一股强大的力量汇集起来，包围圈越来越紧，王安石拼死抵抗，独木难支，但他没有害怕，没有退缩，左冲右突，勇往直前。

　　倒是宋神宗有些招架不住。他宁愿得罪一个人，也不愿得罪一群人。熙宁七年(1074)，神宗将王安石罢相，然而不出一年，神宗又想起王安石，恢复了他的相位。王安石再相一年九个月，终被罢免，皇帝给了他一个公爵和节度使的头衔，而实际的职位则是“判江宁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