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的春联，很可能就是由桃符演变而来。

　　在桃符上写春联，据说始于五代后蜀国主孟昶。《宋史·蜀世家》中有一个故事，说孟昶每年春节前都让学士题写新桃符，到了广政二十八年(965)，也就是亡国的那年，因为学士所写不够工整，遂亲自撰写一联：“新年纳馀庆，嘉节号长春。”当时就有人说，宋朝皇帝的诞辰，号为“长春节”，这不是个好兆头，莫非后蜀要奉宋的正朔了?待到宋军攻占成都，朝廷派任的成都知府，恰恰叫吕馀庆。孟昶的一副对联，居然应验得一字不差。宋黄休复《茅亭客话》则说是后蜀太子之事：“先是，蜀主每岁除日，诸宫门各给桃符一对，俾题元亨利贞四字。时伪太子善书札，选本宫策勋府桃符，亲自题曰‘天垂馀庆，地接长春’八字。以为词翰之美。”蜀亡之后，吕馀庆就拿太子的策勋府做了知府衙门。

　　这类故事很可能是宋人编造出来的。其实将“纳庆”两字作为吉语写在桃符上，在唐代已屡见不鲜。唐韩鄂《岁华纪丽》卷一中就出现了两次：“肴列辛盘，觞称椒酒，桃板署门而纳庆，苇绳罗户以祛灾”;“纳庆着椒花之颂，祛灾献柏叶之铭。”

　　宋代以后，在桃符板上书写春联，渐成风气。《宋史·五行志》记道：“岁除日，命翰林为词题桃符，正旦置寝门左右。”可见帝王家是很当一回事的。宋周密在《癸辛杂识》中，也提到时人题桃符板的故事。但直到明代，春联才改书于纸上，也就是完全定型为后世所见的春联。

　　《清嘉录》卷十二中，提出了另一种说法，认为春联是由立春日的“宜春”帖演化而来。古人立春之日，例在门上贴“宜春”二字，“韦庄诗：‘殷勤为作宜春曲，题向花笺贴绣楣。’又王沂公《皇帝阁立春帖子》云：‘北陆凝阴尽，千门淑气新。年年金殿时，宝字贴宜春。’又胡复斋诗：‘满写红笺字，无劳黄绢词。年年烦阿买，春色在门楣。’而陆启浤《北京岁华记》则以‘除夕贴宜春字，小儿女写好字’。欧阳原功《渔家傲》词云‘换年懒写宜春帖’是也。晋傅咸《燕赋》云：‘淑青书以赞时，着宜春之嘉祉。’宜春二字本此。然秦已有宜春宫、宜春苑，见《括地志》。吴人又以迪吉二字为宜春对偶，盖本《尚书》‘惠迪吉’语，以谶吉祥耳。周必大《玉堂杂记》云：‘除日，更春帖、柱联、门额，于堂轩楣枋，贴福禄寿、一财二喜等字。’”“宜春”、“迪吉”，可以视为一种两字对联。从立春日贴的“宜春”帖得到启发，元日也写上一副对联，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前人明说春联最初是写在桃符板上的吉语，故还是前说较为可信;或者在易木为纸这一点上，是受到宜春帖的影响。　　春节习俗，年深岁远，已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如果以传统建筑作比喻，则腊八节就像最前端的牌坊，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开始;祭灶可谓大门，此后穿庭过户，正式进入绵密的节俗活动;除夕、初一，可比巍峨的殿堂;而元宵节便是花木葳蕤的后花园了。

　　在王安石写这首《元日》诗的时代，春节风俗已经与古代的宗教意识渐行渐远，驱邪辟疫的成份日趋淡化，而世俗欢乐的成份越来越浓。我们就以这首诗作为“春风送暖”的引子，开始缤纷多彩的春节民俗之游。